文/董改正

我生活的小城与母亲隔一条江再加五六十里县道村道，端午回去时已近中午了，母亲不在，问弟弟，他嗫嚅着，说大概在田畈里吧。我就拿出我在小城带回的菜，引燃了柴灶，开始做饭。

一直想给她买液化气灶台，但几次都是忍住了，一是充气不方便，二是母亲舍不得，最重要的是我担心。母亲在我家待过一段时间，常常会对煤气灶上锐叫的水壶手足无措。她点煤气就像放鞭炮那样侧着身子，关煤气常常扭反了方向，手忙脚乱。她不说要回去，但我明白她的心，母子连心，女儿五岁那年，我送母亲回去。她不舍得我，在车上再三叮嘱，说你少抽烟，说天下那么多字，你哪里写得完看得完？别那么用力。

柴是松枝，很容易引燃。烧柴锅我是老手了，我是从十一岁就开始烧锅煮饭的。我生来瘦弱，干不得重体力活，却死要面子。那次父亲带我去挑稻捆子，给我扎的只比鸡毛掸子大不了多少，我不愿意，让多加，加到跟同龄孩子挑的差不多大。我喘得跟烧开的水壶盖一样，过溪上坎的时候再也撑不住了，一跤摔下来，眼角鲜血长流。母亲为此和父亲狠狠吵了一架，再也不让我干活，但她对外宣称是家里需要人做饭喂猪看护鸡鸭，而我做的饭比她做的好吃，所以就留我在家了——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厨艺呢？

弟弟在帮人理发——理发室就在堂屋，是他业余的收入。我便一个人灶上灶下地忙活。我先做红烧鸡脚，这是母亲喜欢的。母亲住的村庄离集市有八里地，她的腿摔过很多次，来去不方便，所以每次回家，我都会自己买菜。我怕她一副因饭菜不好而歉疚的样子，但我买她又是一副“又让你花钱了”的歉疚样子，好像她总是欠我的一样。母亲牙齿不好，年轻时常常痛得整张脸都肿得老高，五十多岁时就拔光了牙齿。我让她装，她怕我花钱，总是不肯，去年她偷偷装了牙齿，忍不住告诉我了，一副腼腆的样子：“我能吃骨头了。”除了鸡脚，我还买了她喜欢的扒皮鱼和大虾仁，扒皮鱼刺少，虾仁不用吐壳，她年轻时活多，风风火火的，没时间吃鱼虾。

我做好一个菜后，妹妹带着外甥女回来了。一来就坐到锅灶下添柴火，没有客套，就像三十年前一样。

“哥，老娘怎么还没回来？到哪里去了？”

“锄地了吧。”

“不知道你回来？”

“知道的。”

“那就不是了。”

我没回答。妹妹家才拆迁的，拿了房票，在等房子跌价，好省出一点钱。母亲每次见到我，都问房价，我总说跌了。她就高兴得很。对于妹妹近在咫尺却很少回家，母亲是有怨言的，但在外面她总说“人不回来，光给钱有什么用”，其实我是知道妹妹没钱给她的。最近母亲又问美国疫情，为的是弟弟上班的鞋厂要出口鞋子到那里。母亲总是有担不完的心。

一点半，我做好了六菜一汤，摆好了，母亲还没回来。弟弟也帮顾客理好了发，客人照照镜子，又看看碗罩里的菜，说：“不错，老奶奶拔草回来正好吃饭。”

“到哪儿拔草去了？”

前几年，母亲到农场拔草出了车祸，差点人就没了。

弟弟见我恼火，委屈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她非要去。”

我坐在椅子上抽烟，像一个冒烟的爆竹。

两点半，母亲回来了，没进门就大声招呼：“嘉嘉来了啊，饿坏了吧？”

我知道她是投石问路王顾左右，不敢立即就招呼我，就起身问：“你又去拔草了？那年的事不记得了？”

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局促：“十二点就收工了，不热，一上午一百块呢……”

“你要我给你啊！别人怎么说我？”

我给她的钱，她一分也没用过。

母亲不敢看我，做错事一样坐下来，拿发黄的毛巾擦汗。

“十二点结束怎么到现在？

“坐车的。”

“也就八里地，怎么要两个半小时？”

“我坐的38路车，再转37路……”

这是我回家的路线。

“你在市里拔草？！”

“嗯，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你骑车，怕你分心，没叫你，我就坐在车窗边。后来七八天我都没看到你了。车子不是自己的，点不准。”

那应该是六点半左右，城市已经开始热闹。我的母亲坐在车窗边，或是扶着拉杆，远远就开始准备着，远远就开始盼望着，她伸着头，在陌生的城市里，在攒动的人群中，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宋人，像那个刻舟求剑的楚人，死守教条，固执地等待、寻找她渺小的儿子，却再也没有看到。

我起身给她盛饭，递给她：“别再去了。”

“不去了。”她诚惶诚恐地接过来，如获大赦一般，灿烂地笑了。

来源 |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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