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素有“岭东雄郡”美称的惠州，早在先秦时期，便有缚娄古国之文明。自南朝梁以后，特别是隋以后的千余年间，惠州先后为州（郡）、路、府、区、市等行政区所在地，成为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随着宋代儒学的兴起，书院在惠州遍地开花，两宋时期惠州地区便出了50多位进士。经济重心和人口的南迁，使得惠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同时文明发展进步，并逐渐走向鼎盛。至明代，惠州教育机构完善，师资力量雄厚，为国家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环境造就人，宋代儒家学说在岭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与罗浮山、东江、西湖等山水交融，共同孕育出一种属于惠州的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明代最为显著。明代惠州士人，既有经国治世的“三尚书”叶梦熊、杨起元、韩日缵，也有无畏敢言的“四御史”曾守约、车邦佑、利宾、曾舜渔。他们以所学所能报效国家，不畏强权显贵敢于正义直言的雄武气魄，是惠州士人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而且，这种报国雄武的气魄精神，一脉相承延续下来，在许多时期都得到展现。在晚明的函可、韩如璜、韩如琰，晚清的邓承修、江逢辰等惠州名人身上，都清晰可见。近代革命时期，惠州本地涌现出邓仲元、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等一大批国民革命家，他们在困难和强敌面前，不惧艰险，勇于抗争，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终生，这无疑是报国雄武精神的最好注解。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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