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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大海 李海婵 实习生 陈柳余 郭妍欣 通讯员 何启文

惠州有国宝，千载藏博罗。隐匿三十年，深闺人不知。7月7日上午，国家一级文物——春秋七件套青铜编钟在尘封近30年后再度亮相惠州博罗。专家表示，这是春秋时期岭南文化不逊色于中原文化的有力证明。据悉，博罗县博物馆新馆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使用，届时“国宝”编钟将在当地长期展出。

国宝归位，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日，以“激活文化瑰宝 助力文明实践”为主题的“博罗文脉”溯源文化之旅系列活动在惠州博罗启动，政府、媒体、专家、作家4股力量将在未来的5个月里，深入博罗39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相继到梅花墩春秋窑址、罗浮山、旭日古村落等地探索挖掘博罗文脉的精神内涵。

博罗拥有2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此次文化大调研顺应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热潮，将激活根植千年的文化基因。博罗文脉，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编钟重新面世文脉溯源大幕开启

“快30年了，上一次看它展出时我还在上小学！”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描述收藏于博罗县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春秋青铜编钟。启动仪式上，国宝编钟惊艳亮相，这是它尘封30年后再度展出前的一次抢先亮相。专家学者、媒体大咖现场见证。

七件青铜编钟，由大到小排成一排。编钟均为高甬，甬部中空，有干和旋，器体两面各有18个乳钉，3个为一组，每面两边又各有一组小乳钉围绕。

编钟一展出，专家学者纷纷上前参观。“最大的那件编钟边缘怎么有裂缝？”一位学者俯身观看时发现了裂缝，且表面的乳钉也有损坏。原来，当年编钟的发现者并不知这是宝物，其小孩在玩闹中用锄头敲击，使得其中一枚编钟音质略有损坏。

不少专家、学者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编钟，第一次离博罗历史那么近。”惠州作家苗理洁表示，今后有意以编钟为素材创作新的文学作品。广东省小小说学会会长申平也表示，将召集作者采风和实地考察，举办“小小说与民间故事”征文活动，创作出符合国宝编钟的传说故事，提高国宝编钟的民间辨识度。

春秋编钟的发掘亮相、活化利用，只是一个开始。“国宝重现江湖，这次活动非同凡响！”惠州市文明办副主任黄海表示。2018年，博罗成为全国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并将在今年10月迎来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第二轮试点工作验收。博罗拥有2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希望借助《羊城晚报·惠州文脉》，把博罗县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黄海说。

因条件制约国宝被封存了30年

这套先秦编钟的遭遇，就是众多博罗文物的一个缩影。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博罗居民，大部分表示不知博罗有此宝物，也不知宝物现今情况。

“这个编钟，要是老一辈不讲都没人知道。”全国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先进工作者、博罗编钟的发现者、博罗县博物馆原馆长黄观礼感慨，当年他为这套编钟花了很多心血，上世纪80年代时博物馆基础设施不完善，他特别添置了不少铁门铁柜，建立健全防盗防卫系统，“为保护编钟安全，当时在馆内还特别多设了几个保安。”

为何此等宝物鲜为人知，封存库房如此之久呢？原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博罗县博物馆在文化传承研究上出现断层，年轻一代没跟上，严重缺乏文物研究相关人才。

“现在馆内已引进历史文化方面的人才，但数量还是严重不足。”博罗县博物馆馆长张向忠称，老博物馆建于80年代，展出条件落后，旧馆拆除后，符合展出条件的新馆建设进度慢。再加上相关资料和研究人才稀缺，上世纪九十年代，编钟被打包存放在库房，再没展出过。且惠州没有专门的青铜器研究机构，要研究此套编钟很困难。

好饭不怕晚，千呼万唤始出来。值得庆幸的是，博罗县博物馆新馆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使用，届时“国宝”编钟将在当地长期展出。黄观礼介绍，除这套7件青铜编钟，博罗还在上世纪70年代和2000年初出土了两套共4件春秋战国编钟，他认为这是缚娄古国存在的有力证明。

据介绍，那两套编钟出土后就被送往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研究。博罗县正在努力接洽，尽量在新馆开馆后将那两组编钟从省博物馆借回来，与这些国宝一起展出。

将着眼于活化博罗历史文化资源

“博罗有如此浑厚的文化资源，为何不在硬件设施上多下功夫？”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认为，现在有博罗特色的文创产品较少，文化影响力较弱，文化硬件设施建设迫在眉睫。他建议博罗利用好梅花墩春秋窑址、银岗春秋战国窑址等先秦遗址，组建专题调研策划团队，打造文化主题博物馆、文化公园，并设为文化教育基地，“让新一代人对博罗历史文化有更深体会”。

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包国滔建议，要活化国宝编钟，展示方面要突出精美和大气：“比如在博物馆门口立一个小山一样体积巨大或造型精美的国宝编钟复刻品，这绝对能吸引大家的关注！”另外，还可将国宝编钟与缚娄古国或罗浮山景区结合起来，打造一个主题感凸显、区别度大、游客代入感强的文化景点，改变以往游客游览“看一圈就走”的现状，“让游客走进历史现场，留住过夜客”。

包国滔认为，国宝编钟故事要讲得有意思、接地气。广东省小小说学会会长申平也有同感，他说，博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除学术化研究之外，更需要故事化、文学化、传奇化的加工。他表示，近期将召集作者采风和实地考察：“希望能创作出符合国宝编钟的传说故事，提高国宝编钟的民间辨识度。”

针对专家们的意见，博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光表示，接下来将力争把以国宝编钟为代表的博罗文脉溯源调研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实现博罗文化与旅游深度的融合。

【文脉溯源】

编钟的存在证明，所谓“南蛮”并不“蛮”

“事实上，只讲编钟本身，那历史文化内涵就单薄了，我认为研究此套编钟要与缚娄古国联系起来。”黄观礼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文化学者的观点。他查阅资料发现，战国中期，公元前355年，越国为楚国所灭，越国王孙贵族纷纷南逃，在楚国统治力量较弱的南方建立自己的小国，以示越国的延续。

1973年在博罗西部发现两件战国时代的编钟，1984年又在博罗西北部发现了这一套春秋时期7件编钟，2000年在博罗东部横岭山又发现了两件编钟。“这绝不是偶然、孤立的存在，有很大可能证明当时博罗是个古国。”黄观礼说。

“编钟的发现，可证明博罗当时的文化、经济等发展状态与中原同步，岭南不逊中州。”林慧文认为，博罗连续出土三套编钟，可基本推断这些编钟就是在岭南铸造的，只待发掘出青铜器铸造遗址即可证明。

也有专家学者对编钟的来源持不同说法。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专家何志成认为，岭南长期远离华夏政治经济中心，是否真的能有如此高的生产力？他猜测，这套青铜编钟可能是唐末黄巢起义南下惠州时从中原带来的。他解释，编钟的发现地——博罗县公庄镇地名带“庄”字，这“庄”字一般是中原、北方的命名，或可推测中原人曾来过博罗，且定居生活。

现场还展出3件春秋时期的夔纹陶印模。印模上纹饰精美清晰，线条流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蔡磊认为，在没有文字的百越时期，陶器纹饰愈复杂，其等级的象征意义愈高。夔纹陶印模作为这一时期最高工艺的代表，有缚娄古国图腾的含义。它的出土，证明东江流域下游已出现农耕文明的曙光，稻作文化进入成熟阶段。

“青铜编钟应该是以物易物方式，由其他地区交换来的。”蔡磊认为，粤东地区至今未发现百越时期的青铜冶炼遗址，所出土青铜器有限，多被证明是外来输入的。

对此“国之重器”，蔡磊猜想，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原发达地区，如楚国等，专门为缚娄古国定制的，但现阶段需要更多证据，建议将编钟纹饰与缚娄古国的纹饰进行对比论证。

即使专家们对博罗编钟是否为本土铸造尚有不同意见，但他们一致认为，编钟的存在是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见证。包国滔说：“这套编钟的存在正表明，岭南跟中原在先秦时期就有细水长流的交往，正所谓‘南蛮’不蛮。”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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