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史上，明朝留下的直观印象之一，就是皇帝嗜杀，尤其是开国者朱元璋，几乎杀尽了功臣；还有他的儿子朱棣，都是铁血之主。

而另一个直观印象是，明朝士人多有“硬骨头”精神。最为典型的是，在靖难之役后，因拒不与朱棣合作被“灭族”的方孝孺。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朱允炆重用方孝孺。靖难之役发动之初，朱棣的军事高参姚广孝曾出言请求朱棣，战后不要杀方孝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很快南京被攻破，建文帝下落不明。方孝孺见朱棣时，为建文帝穿孝服，在大殿内痛哭，并怒斥朱棣的篡位行为。朱棣暴怒，方孝孺被处死、灭族。

而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除了清廉公正的一面，也有一副“硬骨头”。嘉靖皇帝朱厚熜晚年不理朝政，一心炼丹修道。官场腐败，地方官争献祥瑞称贺。

面对时局，海瑞买了棺材，并托给朋友照顾家人，随后呈上洋洋洒洒3000字的《治安疏》，直斥皇帝懒政、迷信，并撂下“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之类的狠话。

嘉靖这个已执政40多年的老皇帝，如何容忍有人如此犯颜，十分震怒，立即要杀海瑞，被群臣劝住。他听闻海瑞买了棺材上书，报了必死之心，其行为堪比商朝的比干，而自己岂能是纣王？嘉靖帝沉默良久，再读《治安疏》，不禁叹息，终没杀海瑞。

《牡丹亭》作者、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汤显祖，也是个有骨气的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当时的权臣，并对万历登基20年的政治作了抨击。看到疏文的万历帝大怒，将汤显祖贬到了广东徐闻……

敢于“逆龙鳞”，不惜搭上身家性命，明代士人的骨气和胆气何来？

这大概与当时儒学的勃兴不无关系。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老树新枝”，在当时广为传播，流布民间，影响深远。作为儒学传承者的士人，其影响更是深入了骨髓血脉。

儒学讲仁义、讲道德、讲名节等，儒家知识分子以“君子”自称，往往有道德洁癖，爱惜羽毛，宁可牺牲性命以保名节。

同时，士人有家国情怀，宋明时期更甚，理学大家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张载别称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他们的崇高理想。

拥有这种道德和理想的人，在价值追求上，往往超脱短暂的自然生命，更在意千秋万世的声名、道义和天地正气，这也是南宋宰相文天祥遗留下来的精神大义。

因此，理学流布的宋明时期，文人士大夫多有一副“硬骨头”，这是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

不过，这种硬气，在不同时期的遭遇不同。宋朝时士大夫与皇帝论政，争得面红耳赤，那是基于宋代君主的开明，“不杀文人”，尤其是在宋仁宗一朝，有“君臣共治”之誉。

但明朝是强权政治，从朱元璋铁血立国开始，就与宋朝是全然不同的政治氛围。士大夫再想以言犯上，结果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

尽管如此，士人的骨气在明代依然可见。为了心中的道义和理想，他们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出来，发出令帝王都逆耳的忠直声音。

在后世，这些人被鲁迅先生称赞为“中国的脊梁”，他们“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鲁迅说：“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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