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名宦与惠州 ③  

统筹策划/陈骁鹏 马勇

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漫画/杜卉

“欲由人道归天道，应使先知觉后知。”明代惠州著名理学教育家杨起元的这两句诗，体现了诗人“自觉觉他”的博大襟怀，也投射出明代惠州师儒们的一道精神亮色。从明代开始，惠州广设儒学初等学校——社学。嘉靖年间，在册人口约12万人的惠州府就拥有48间社学。

不仅教育机构完善，明代惠州师资也很雄厚。粤省六大善教者之一翟宗鲁投身基层儒学教育；高文士叶春芳弃官回乡教书，培养出明代惠州三尚书之一的叶梦熊……来自域外和本地生长的知识精英们热情投身教育，他们崇尚风骨，澹泊名利，献身教育，使乡邦文化薪火承传，学统延绵，明代惠州形成了前辈师儒敬业乐教、后来学者尊师好学的良好士风。

乡村办“社学”启导蒙稚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于马上得天下之后，一再强调教化育才的重要性，洪武二年（1369年）连续两次下诏建立学校。当年归善知县木寅权把丰湖书院改为归善县学，同时着手在惠州府治附近觅地筹建各县儒学。次年，河源县儒学重建；洪武三年，长乐县儒学重建；洪武四年，博罗县和兴宁县儒学重建；洪武八年，惠州府学重建；洪武十三年，海丰县儒学重建……惠州府县两级儒学在明朝初大体建成。

明朝强调大力发展官学，规定只有官学的学生才能参加科举考试，非进士不得进翰林，非翰林不得进内阁。在这一时期，惠州考中进士和举人的士子，几乎都出于府、县学。

此外，明初还继承了元代在乡村办“社学”的教育制度，通过社学在乡村地区启导蒙稚，推行王治教化。据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洪武八年正月，始诏天下立社学。

社学是一种在乡村设立的初等学校，与近代的小学相似，主要对儿童实行启蒙教育。从现存资料看，惠州乡邑大张旗鼓办社学，大概始于嘉靖初年，当时魏校任广东提学副使，崇儒学而斥佛老，惠州城乡各地的寺庙被改建为社学书院。清光绪《惠州府志》载，明嘉靖元年惠州府缴纳赋税的在册人口为123270，而全府社学有48间，社学的人均占有率颇高。

乡村社学开展启蒙教育和文化普及，向州县儒学输送人才。官方体制外的书院讲学这时也重现生机，在教学的制式方法和思想风格上，弥补了儒学的不足。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一个推行儒家教化的多层教育机构自上而下编织而成，奠定了明代惠州文化教育的基本格局。

本地士子成教师队伍主体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社学办学质量的高低，社会学习气氛之好坏，师资的优劣是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明代中晚期惠州书院和社学的师资情况与南宋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以客籍师儒为主，像翟宗鲁这样学行优秀而又乐于献身教育的本土士子，已成教师队伍主体。

翟宗鲁，字一贯，泊头（今属博罗九潭）竹阵村人，少补博士弟子，嘉靖十年（1531年）中举，稍后于罗仙都（今博罗龙溪）建寒江精舍，后改名涵江精舍。翟氏善教，被屈大均誉为“吾粤六位善司教者之一”。

翟宗鲁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来学者在学校居住十天，若各方面的表现令人满意，叫做“放心”，可进入正堂听课问学；如其间屡犯过错，被称为“有过”，要收置于西面房舍反省悔过。知错能改者称“改过”，可以从西面房舍转到东面房舍。真的改过了，即恢复他升堂听课资格。这样一来，学生无不“尊教惟谨”。

这种方法为时任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所赞赏，罗浮社学和涵江书院于是名噪岭东，来学者日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翟宗鲁被授为宣平教谕，他就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先德行，后艺文，士彬彬向风矣”。

翟宗鲁是个品行高尚，“爵禄不撄其心”的教育家。嘉靖十九年（1540年），武定侯郭勋为儿子物色老师，选中了翟宗鲁，开出“月粟二石，岁进百金”的优厚条件聘请他。郭勋为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出身勋阀，怙宠骄恣。当时阴欲攀附郭氏而苦于营钻无门者大有人在，而翟宗鲁对送上门来的机会却淡然一笑，以家中无子不能远离为由婉拒。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受聘典蜀试，依常例，受聘者都有一笔额外聘金，当事人袁某对翟宗鲁特别看重，将他的聘金加码。最初，翟宗鲁认为官员取食国家俸禄，额外收受聘金有违规制，屡辞未果，就“用所得聘金建文明书院，并置田以赡学者”。

三年后，翟宗鲁迁知广西融县，因刚毅守志，清廉耿介，终为上官所不容，于是上书乞归，重返涵江精舍讲学，生活清贫而怡然自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病逝于家，挚友庞嵩葬其于博罗龙华之东，门人学者把书院改为祠堂祭祀和纪念他。

世家名儒澹泊名利弃官从教

乡村社学兴盛，给书香世家子弟一条退路，归善县的叶春芳、叶春及弟兄就是典型。叶春及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解元，守法如山，却因遭贵陷害而离职，弃官回乡教书近二十年，育才无数；其堂兄叶春芳更是十五岁就补郡庠生，考试屡得第一。当时的提学副使魏校对他十分器重，将之聘为社学老师，后被贡选福州府古田县当县丞。

叶春芳从政三年，政绩斐然，百姓拥戴。但因疏慢了过往上官而遭呵斥，他随即辞官返乡教书。万历年间曾任兵工二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叶梦熊，正是叶春芳第四子，也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博罗人曾应旋也是如此。他是御史曾禄的侄儿，性耿介，嗜书。嘉靖四年考中举人，授官漳平县令，上任后与上官一语不合，辄挂冠而去，回乡时囊无长物，只有书籍自随，成为乡中名师。

澹泊名利、养志不仕的人也不少。博罗高士陈宣不远数千里到江西师从名儒罗洪先，学后超然有得，上书放弃博士籍。再如博罗人曾涣，嘉靖十六年（1537年）应乡试，大家都认为他必能高中。入试前夕，他接到从兄曾汉病死的音信，毅然放弃功名返乡帮助料理丧事。

对明代惠州士人的这一特点，郡人张可廷论述“硬直”为广东人特性时指出，此种特性，一由环境造成，一由师儒培养。社学师儒是明代惠州教育的底层基石，他们大都以节义相尚，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甘为升斗布衣隐身里中，食贫自怡，教书为乐，被视为一方人格楷模，无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后辈乃至四乡百姓的生活态度和道德取向。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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