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孔孟开创的儒学，发展到宋明时代，如江河冲出山口流进平原，众多水流汇集，更为开阔壮观。

儒学到了宋明时代，有个突出特点，就是关注的话题比以前大为拓宽，与佛教、道教有了交叉融合，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等命题都渗入儒学。

于是这一时期的儒学实为“新儒学”，因关注“天理”，后世称之为“宋明理学”。

三教融合

宋明理学开创之初，就有开放包容性。如前文所述，它是受佛道影响而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关注的课题，已超出伦理纲常，触及到宇宙自然与人生命运。

在当时的儒家人物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是苏轼，他一生坎坷，或居庙堂，或在江湖，都和一批僧道有亲密交情，他本人对佛道文化也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文学艺术有三教融合气象。

宋明理学兼容佛道，其实是儒学面对现实问题必须拿出的应对办法。

传统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对来世及彼岸之说没有相应表述。但这种需求确实存在。佛教进入中国后，其“三世因果”学说吸引了很多人，包括儒家知识分子。

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对儒学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一度出现“以佛为正、三教归佛”的观念。唐朝“以道为主三教并行”，儒学地位仍受挑战。

传统儒学如何应对新问题？儒家知识分子探索了很久。唐代的韩愈力主排佛，但并未提出成熟的应对办法。此后的李翱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应对佛教文化的冲击。

到了宋代，儒学家终于开始从自我改造的角度来面对问题。他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一些新理论，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说”，二程和朱熹的“天理说”，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说”……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对后世影响深远。它的产生体现了儒家学者积极开拓、融合创新的精神与智慧。

百花齐放

宋明理学学者众多，如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南宋的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明代的陈白沙、湛若水、王阳明等。

此外，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等，也在广义的理学家之列。

这些学者因学术认知和追求不同，各自形成了学派。统观整个宋明时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大学派：一为程朱理学（以“理”为核心概念），一为陆王心学（以“心”为核心概念）。其各自的集大成者，分别为南宋的朱熹和明代的王阳明。

当然，宋明理学可不只有这两个学派，期间可谓百花齐放，比如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载的关学派（主张“理在气中”，因讲学关中得名），苏轼的蜀学派，程颐、程颢的洛学派，张栻的湖湘学派（以“性”为核心概念）等。

这些学派之间，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各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可谓百家争鸣，但都统一于儒学或理学，皆为宋明理学的一部分。

鹅湖之辩

各学派间因看法不同，学术争鸣一直都在。但这种争鸣有君子气象。后世流传的文坛佳话，最著名的是“鹅湖之会”，也称“鹅湖之辩”。

南宋时期，陆九渊提倡心学，与朱熹的理学抗衡。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学者吕祖谦出面调停，将二人邀请到信州鹅湖寺（今江西上饶铅山县）一聚。

后人无法想象，那是一场怎样的“巅峰对决”。二人的辩论范围，涉及理学的几乎所有核心问题。

吕祖谦牵线鹅湖，本想使两派“求同”，没想到经过论辩，学术分歧更为明显。

朱陆虽有学术论争，但却彼此欣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还邀陆九渊前来开讲。当陆九渊讲到《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大为感动，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朱熹请陆九渊把他的讲词写下来，自己亲自作跋。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

学术争鸣，且相互尊重，宋明理学之风为后世所景仰。

论争暴露问题，对学术多有启发。王阳明就是在朱陆之辩中受启发，从而拓展和深化了陆九渊学说体系，将心学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鹅湖之辩”开启的理学与心学之争，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借助论争，宋明理学的影响力也扩散到东亚诸国，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半岛。

今天我们回望宋明理学，仍感其博大精深、蔚为壮观；尤其是其包容开放、互敬互重的学术风气，至今仍有学习借鉴价值。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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