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名宦与惠州  ④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漫画/杜卉

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社会文明成果最为丰硕的黄金时段，其深刻之影响贯穿晚明直达清初。

明代办书院的高潮，肇始于明嘉靖初年，并以一发不可遏止之势延至万历后期，历时几近百年。这一高潮，以湛若水、叶春及等名儒在惠州自创书院宣讲湛、王心学为主要标志，书院数量之多，师儒水平之高，追随学子之众，科举功名之盛，前所未有。

罗浮山上众书院百年后复苏

明代中叶，各级官学因循守旧，弊病丛生，学风日渐衰颓。这时，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书院讲学之风迎来复苏契机。据明嘉靖《广东通志》载，嘉靖十四年（1535年）之前，广东各州府书院数目合计58所，惠州就占了14所，占广东书院总数近1/4，全省排名仅次于广州。

书院的复兴与明代心学的昌盛有密切关系。广东新会人陈献章（陈白沙）所创立的白沙学说和浙江余姚人王守仁（王阳明）所创立的阳明学说，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种种历史机缘，惠州成为这两个学派流播交融之地。

陈献章的传人湛若水，一生注重书院教育，所到之处即创办书院，通过讲学授徒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长期不振的书院教育，因此而再度焕发生机。嘉靖十九年（1540年），湛氏致仕后即讲学于罗浮山，在众多学生中，惠州人不在少数，较著名的有杨传芳、谢宪、冯佳、周坦等，白沙学说因此在惠州获得广泛传播。当时的惠州士子思想开放包容，学风严谨淳厚，成为晚明惠州人文学术繁荣的先导。

隆庆、万历二朝，湛王心学已取代程朱理学，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书院讲学之风与湛王心学传播互动，书院的数量不断增加。有学者统计，各省新建书院均占当地书院总数60%以上。其中广东新建118所，在全国各省中仅次于江西；广东书院总数有156所，居全国第三。

当时，湛若水以及湛、王在广东的许多弟子，都在罗浮山聚徒讲学，罗浮书院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学界瞩目的亮点。屈大均曾指出：“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惠州因此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办学高潮。

湛若水建甘泉精舍传布心学

湛若水和他创建的甘泉精舍是这个时期在罗浮聚众教学的代表。湛若水，号甘泉，广东增城新塘人，是陈献章的学术传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举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当时王守仁正在京师吏部讲学，湛若水与之相应和，成为明代心学广宗的领军人物，学者称之为“甘泉先生”。

湛若水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年75致仕，卒时九十有五。他是与王守仁齐名的一代心学宗师，大力倡导尊师重道并身体力行之，“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士出其门者三千九百有余”。晚明时期罗浮乃至于岭南兴起书院讲学高潮，与湛若水的努力分不开。

湛若水与惠州早有渊源。他六岁即随父来惠避祸居住了六年，此后又与惠州师儒叶春芳相交，让两个儿子随其学习。“人事百窘迫，望山心一怡”，罗浮山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更是令其心驰神往杖履常及的地方，他先后在此创建了多个书院讲学传道，其中又以甘泉精舍最为有名。

甘泉精舍位于罗浮山朱明洞。早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湛氏与同门曾确、胡定（二人均为博罗人）游罗浮时，便选定了“诸秀掩映”的朱明洞“以为退居之地”。到了嘉靖十六年（1537年），湛氏就在那里筑建甘泉精舍，兼营青霞精舍。三年后，湛氏归自南京，即进入罗浮，在甘泉精舍开坛布道。学者当中有不少惠州人，较著者如归善杨传芳、谢宪、叶春芳和博罗冯佳、周坦等。白沙之学因此在惠州获得广泛的传播。

在湛若水的众多学生中，以庞嵩最有名。庞嵩字振卿，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人，官至曲靖知府。53岁即退休，自请为湛若水的弟子，“质行甚高，同门诸儒皆不能及”。庞嵩也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名儒，任官南京时曾于新泉书院讲学。嘉靖十七年（1538年）冬至罗浮，次年秋，其门人捐建庞子讲堂于黄龙洞，聚众讲学，倡明师说。

叶春及弃官归乡执教廿载

继湛若水、庞嵩之后，著名学者叶春及也在罗浮创辟书院，聚徒讲学。他是归善人，世居惠州府城万石坊（今惠城区桥西中山南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解元，终官户部郎中。叶春及为官“视民犹子，守法如山”，“治绩为当时第一”，是与海瑞、叶梦熊齐名的清官能吏。同时他又“以讲学闻”，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教育家。

隆庆二年（1568年）他以举人出仕，任福建闽清县教谕。福清县是个山区县，县学宫当时就在万山之中，凋敝不堪，他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教谕生涯。学生们带着钱物来作见面礼，叶春及一律不受，叫下属一一登记在册，算是公家收入，用作兴建校舍和补充学生伙食的不足。很快，40间课室宿舍建成了，60余丈长的县学围墙也筑好了，学校容貌焕然一新。紧接着，他又设置课程，严格教规，小邑学风由是一振，生员由原来39人猛增至120人。

叶春及贤廉能干，当地长官先后委派他署理永福县、连江县、闽清县，他却连续推脱三次。不久后，他写了一篇报告，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他说：“本朝洪武十四年，太祖已立有规矩，严禁地方长官差遣学官，这是公法。身为学官，这公法我怎能违背呢！如果我真去做了，岂不是给学生们立一个坏的榜样吗？”

不久，他以贤能升任惠安知县，尤其注重发展地方。他下令毁淫祠551座，立社学219所，礼聘髦士为师，刻朱熹小学书为学生肄习课本，每月“朔望即而课焉”，成绩斐然。今天的惠安人仍然评价：“通观宋、元、明三代惠安179名知县，叶春及是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一个。”

叶春及为政勤廉，守法如山，触怒了一班权贵。万历三年（1775年），他因政绩卓著获升宾州知府，却遭受权贵陷害和阻挠，最后自广西拂袖弃官。第二年，他来到出仕前读书的罗浮石洞，创辟书院，建确乎堂、洗耳亭。此自之后，直至万历二十年复出郧阳同知，叶春及大部分时间都在罗浮讲学著述，“归耕石洞盖二十载”，造就了众多的东江子弟。

由于叶春及声望日隆，地方官府对石洞书院积极扶持，稽废寺之田入为官谷，以赡书院诸生，邻近宝安、南海、东莞等地学子亦慕名前来，学者名宦亦纷至沓来。

嘉靖万历年间，白沙学说正是通过湛若水、庞嵩、翟宗鲁、叶春及这些硕学鸿儒以创辟书院自由讲学的方式，给惠州学子以涵煦溉濡，因而在岭东获得广泛传播，扎下了深根。可以说，此后近200年，惠州文化教育的生发衍进，以及明代惠州人文精神的建构成型，均以此为思想基础。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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