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杨柳

一

上一期，我们了解了玄奘的“奇幻漂流”。随后，我想到一个迷人的问题：假如玄奘不顾与高昌王之约，归国时选择海路，他会在哪个港口靠岸？

如无意外，必是广州。

玄奘敬仰的前辈拘那罗陀，就是在广州初遇中国；效法玄奘的晚辈义净法师，则是在广州暂别中国。在唐朝，广州无疑是东方第一大港。

但如果把时间轴拉到宋元时代，则极有可能是另一个版本：无论是归国的玄奘，还是西行的义净，登陆点和出发点大概率是另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阿拉伯人称为“刺桐城”，因为城中种满刺桐树、开满刺桐花；意大利人称为“光明之城”，因为城中灯火通宵不灭，是一座巨大的灯塔。

这座开满刺桐花的不夜城，就是泉州。

1292年，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护送阔阔真公主赴波斯和亲；1339年，汪大渊在泉州登陆，带回《岛夷志略》的写作素材。

但对于泉州来说，马可·波罗与汪大渊都是过客。真正与泉州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另一位至今仍籍籍无名的旅行家——雅各·德安科纳。

雅各·德安科纳，直译就是来自安科纳的雅各。安科纳距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不远，都是意大利港口城市。两人同为犹太商人。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雅各来到泉州采购商品，回国后写下手稿《光明之城》。那一年，马可·波罗17岁。

二

与同乡马可·波罗不同，雅各不仅是一个犹太商人，还是一位人文学者。他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笔下屡屡引用亚里士多德。

在文艺复兴的前夜，他的精神结构与其同代人一样复杂、多元。犹太传统与希腊理性之间的矛盾，商业伦理与学者追求之间的冲突，常常令他痛苦不堪。

因此，不同于马可·波罗的明快、浮夸，雅各的语言常常忧郁而深刻。这一思想底色，让雅各看到了一个令中国读者都感到陌生的泉州……

1270年，怀着哈姆雷特的心情，49岁的雅各被迫踏上东方之旅，以重振因为“父亲的不幸”而衰落的“家族企业”。次年8月，雅各抵达了传说中的“光明之城”。

在这座伊本·白图泰笔下“世界上最伟大的港口”，雅各看到了世界各国的货船，看到了堆满货物的仓库，看到了通宵不灭的灯火……

当然，这些都在我们意料之中。但随着雅各的脚步进城以后，我们一定会为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而目瞪口呆——

城中遍布各类商品作坊，大者拥有上千工人；街头随处可闻各国语言，“仿佛不是中国人而是整个世界的城市”；乡镇与城市早已连为一体，城墙形同虚设。

每条干道都有计时塔楼，为商业活动精准报时；城墙每天贴换类似报纸的商业资讯，市民可免费领取。此外，这还是一个进出口免税的“自由贸易港”！

雅各手稿的当代编译者大卫·塞尔本评说：“这是一个在形态上近乎‘现代’的、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的社会。”

三

然而不久，雅各就发现了这座城市光明之下的“阴影”。出于人文学者的敏感，他站在商人云集的泉州街头，魔幻地体验到了这座城市的种种“现代病”：

“对商品的需求难以测量，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燃烧着欲望之火……”

“金钱与财富成为他们的自然神，成为人生一切问题的指导者……”

“我似乎独自待在一座巨大的城市里，它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只顾自己……”

在雅各看来，这座城市似乎有一种难以理解的魔力，任何人身处其中都会迷失方向，陷入财富与欲望的“巨大洪流而茫然不知所措”。

随雅各而来的意大利水手，迅速在灯红酒绿之中失联。在寻找水手的夜晚，雅各看到了一幕幕“酒神仪式”般的狂欢。最终，在一处黑暗的过道里，雅各发现了水手早已腐烂的尸体。

“我变得像一个迷失的鬼魂！”孤独而痛苦的雅各，在随身翻译李芬利的指引下，拜访了城中最著名的学者白道古。

在与白道古和李芬利的交流中，雅各了解到了“光明之城”的发迹史：

曾经，泉州像南宋其他城市一样富饶而平静。但逐渐地，这座城市汇聚了来自全世界的财富，人们在商业洪流与消费狂欢中抛弃传统，不再尊崇儒学，不再恪守纲常，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婚姻是对自由的束缚。

白道古痛苦地说：“只有能用金钱衡量的东西才被相信有价值，仿佛整个世界仅仅是一个市场……”

四

在手稿的后半部分，雅各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精神冒险。

在白道古的引领下，雅各参与了每20天举行一次的辩论会，官僚、学者、商人以及普通市民一起讨论城市面临的各种问题。

每场辩论会似乎都有不同的主题：如何增进社会福利、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抵御蒙古入侵、何谓社会正义、何谓公民责任、何谓理想教育……

无论是思想激进的商人阶层，还是立场保守的学者与官僚，甚至话糙理不糙的普通市民，都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散发出思想的光芒。这些思想，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一位名叫安凤山的学者，在一次辩论会后深夜造访雅各，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学校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教孩子学习文字与算数，还要确保孩子的幸福。”而获取幸福的途径，则是拥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

雅各作为外国商人代表，也受邀发表了意见。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思想的正面交锋，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对话，比如：

“我回答说，正是由于人有理性，人才成其为人，就像我们的拉比迈蒙所教导的那样……史毕回答说，根据他们的哲人朱熹所说，理性不过是能量的外发——他们称之为自然秩序之呼吸，从这种呼吸中产生了道德真理……”

在辩论中，学者、商人频繁引用先秦诸子以及司马迁、王安石、朱熹等哲人的语录，雅各则搬出古希腊哲学家与犹太先贤……

于是，这一系列发生在南宋泉州的辩论会，就成了古今中外思想的交流场。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每天都在发展更新。

五

然而在雅各看来，这座城市的过量财富只会导致“罪恶”，这些学者的“过度思考”只会引发“混乱”——这是一座燃烧着欲望与躁动的“光明之城”。

怀着这种可笑但可敬的中世纪观念，雅各不顾同行商旅的劝告，执意要留在泉州，“拯救”这座交织着光明与阴影的城市。

但最终，引起众愤的雅各遭到驱逐。1272年2月，雅各怀着巨大的痛苦离开“光明之城”。在船上，他为这座城市的命运“彻夜难眠，泪流不止”。

回到意大利后，他将这次东方之旅详细记录，但没有将手稿公开。因为，“我所观察和叙述的事情奇妙至极，人们不可能相信我。”

直到1990年，隐居意大利的牛津大学退休教授大卫·塞尔本，从一位藏书家处见到这份手稿，雅各的见闻才得以刊行于世。

然而，正如雅各所说，“人们不可能相信我”。《光明之城》面世以后，如同马可·波罗的《东方纪行》一样，免不了被质疑的命运。

但近些年泉州的考古发现，却似乎都在印证雅各的记录：当西方还处于中世纪时，东方的海岸线上，确曾存在过一座“现代化”的“光明之城”。

尽管最终，这座城市的光芒在蒙古铁骑的征服中，消失在了“近代的拂晓时刻”。在雅各离开20年后，马可·波罗看到的泉州依然繁华，但繁华之下似乎失去了某种东西。比如，商人们拥护的“自由贸易”，学者们拥护的“独立精神”。

于是，“光明之城”的命运，就像雅各离开时所见到的那样：“最后，它的灯火变得非常小，直到从我们的视野中完全消逝……”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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