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吕子远

清代瓷器相较前代在颜色上有一重大变化，即红釉和红彩技术出现新突破并广泛应用。这使我们经常能在清代瓷器上看到各种绚丽的红色装饰。

在清代以前，红色不外乎铜红釉和矾红两种，前者以永乐宣德官窑为著，但由于烧造困难，所以多属皇家秘珍，后者则一直作为彩瓷上的红色广泛使用，瓷器上的彩色图案，无论是鲜花还是红叶，肌肤还是衣衫，需要红色的地方，几乎都由矾红全部包揽。

直到康熙年间，烧造铜红釉的技术取得了新的进步，不仅青花釉里红广泛出现在官民二器之上，铜红单色釉烧造也比前代更为成熟，而出现了后世所称颂的豇豆红、郎窑红品种，前者发色粉红，清嫩淡雅，有“桃花片”、“美人醉”之美名，后者又称牛血红，发色深邃凝厚，艳若宝石。

若稽考文献，则会发现豇豆红、郎窑红的名谓皆来自后人命名，郎红釉是否与郎廷极有关亦文献无征而屡遭质疑。

但若跳开旧有的讨论窠臼，而去了解传世豇豆红、郎窑红瓷器的身世，则发现它们甚多流传海外，像是与清朝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公私收藏总少不了有豇豆红柳叶瓶、太白尊、铜锣洗以及郎窑红观音瓶等等身影。再去翻阅近数百年西方记载和研究中国瓷器的书籍，可见他们对中国红釉瓷器尤为倾慕。

从另一角度来讲，清代康熙年间红釉技术的进步，其实与康熙年间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瓷器的大量出口不无关系。像豇豆红的粉红色以及郎窑红类似红宝石的发色，不仅中国人视为珍品，也因极为契合同一时代西方上流社会的审美口味，而拥有庞大市场需求。

清代豇豆红、郎窑红的技术来源也许会让人觉得模糊不清，但康熙年间另一种横空出世而且对瓷器影响深远的彩釉技术却有着明显的西方脉络，所说的即是后世所称的胭脂红釉及胭脂红彩。

胭脂红比起铜红釉发色略为偏紫，颜色艳丽非常，如同宝石，运用得宜，则能变化出紫色和粉红色，于是有了后来雍正的珐琅彩和乾隆初年的景德镇洋彩、广东的广彩，以及本土化之后的景德镇粉彩。

清代区别于康熙五彩的彩瓷大系，最大特点就在于胭脂红彩的运用。故英文称呼粉彩瓷器借用了法语“Famille-rose”一词，以专指那些以粉红色为主调的中国彩瓷。17至20世纪，西方介绍中国瓷器的英文书中，常用“Crimson”或“Carmine”形容这一颜色，而这两个词义都指略微偏紫的深红色，前者还专门指一种从胭脂红虫萃取出的一种深红色染料。

该染料出产于中美洲，16世纪以来经西班牙人传入欧洲，深受人们喜爱而风靡数百年。欧洲人对紫红、粉红色的追捧不仅限于衣冠，而且极力希望施及各类日用器物。胭脂红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发明出来。

胭脂红彩发色的奥秘在于使用了微量黄金作为发色元素。这项技术来自西方的玻璃烧制工艺。用黄金烧制红色玻璃，已多个世纪。从17世纪初，巴伐利亚人Johann Rudolph Glauber尝试从锡化物或氯化金溶液得出紫色沉淀，至德国人Andreas Cassius发表专著详述其方，宝石红玻璃遂得应用于工业而大量生产，随后1719年开始用于德国麦森瓷器的加彩。

据英国哈里·加纳爵士研究，该项技术经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于雍正元年（1723）应用于粉彩瓷器之上，并迅速风靡。故西方人称中国瓷器上的胭脂红彩，亦以宝石红称之。而参照清宫传世器物，胭脂红大概在康熙后期已见运用在铜胎珐琅器上了。

而据一份康熙五十五年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透露，当时一名叫潘淳的珐琅匠人已懂得制作“桃红颜料，颜色金子搀红铜料”。这种新式彩料在当时，两广总督杨琳称为“法桃红”，雍正皇帝称为“西洋大红”，或称“金红”、“洋红”，其后广彩则称“西红”、“西洋红”。

胭脂红彩既可以呈现美艳的紫红色，又可与其他彩料调配，变化出紫色和桃红色，特别是后者，非常适合用来表现牡丹、桃花、荷花粉嫩的花瓣，雍正年间官窑出品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瓷胎珐琅杰作，正得益于此。

胭脂红彩的应用为中国的釉上彩瓷注入新的生命，使得色彩表现力更丰富，甚至过去青花釉里红工艺也逐渐被胭脂红所取代。而这项源自西方的技术运用在中国瓷器之上，亦随即受到欧洲人的追捧，而来华大量订制出口。在广州，专门为出口而产生的广彩行业，几乎每件作品都能见到颜色炫目的胭脂红彩。

当我们再去欣赏那些清代瓷器的巅峰之作，像是康熙的豇豆红、郎窑红、青花釉里红，雍正的瓷胎画珐琅，乾隆以降的景德镇粉彩，除了感慨传统中国的工艺之精，品位之极，也不应忘记这其中也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密切参与，是清代与世界市场的频繁互动以及中西方技术交流下的共同成果。人类文明从那时起，已彼此不可分离。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地方史研究。现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古器物部，从事研究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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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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