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虽丧权辱国，但中外矛盾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时候的中国，本该痛定思痛，抓住时机奋发图强。但接着迎来的又是一连串对内对外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爆发了，英法联军从中国南方一路打到北京。

面对内外交困与民族危亡，中国上下都在探求改革图存之道。西方势力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让“老大帝国”意识到自己真的落后了，因此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思想，逐渐得到更多认同，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渐渐成为社会思潮。

向西方学习，这是中国近代化之路。然而学什么、怎么学，却考验着当时的执政者。

在这场大变局中，站在大清国船头、最有能力决定大船航向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一是慈禧太后，1861年开始垂帘听政，直到1908年去世，近半个世纪里，她是大清国的主宰。

另一个是“中兴重臣”李鸿章。他在19世纪60年代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一步步崛起，很长时间掌握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大权，直到1901年病逝。他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也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学习西方学什么？对外战争的一再失败，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都有一个富国强兵之梦，因此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技术层面学起。

在他的努力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迅速创建起一大批军械、造船、铁路、矿务、纺织、电报等军事、民用工业，并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吸引民资办实业。

毋庸讳言，洋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借助于后发优势，中国短时间内在经济、科技、观念等方面获得巨大发展，迅速为传统农业国打下一定工业基础，并深刻改变了民众的生活。

1888年，中国第一支近代化舰队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这是洋务运动的巅峰时期，史称“同光中兴”。无疑，李鸿章是“中兴之臣”。举国上下为洋务运动的成效沾沾自喜，认为学习西方已大获成功。

然而，正是这表面的成效掩盖了存在的问题。

洋务运动这条富国强兵之路，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定位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放不下老大帝国的优越感，只愿学皮毛装点门面，并没触及体制等根本问题。

比清政府晚两年开始学习西方的日本，是个良好的参照系。同样是学习西方，日本开展了明治维新，从经济、军事到政治、教育等全面学习，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社会改良。

于是，身为“同学”的中日两国，渐渐就拉开了差距。日本迅速完成了近代化过程，崛起为东亚强国。而大清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很快受到腐朽政体的制约。

惨痛的教训再次来临，日本崛起后发动了甲午战争，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从此，中国社会陷入更深的黑暗。

在中国近代史上，19世纪后半叶是个绝佳的发展时机，为何没能把握得更好些？这虽然有保守势力制约阻碍的因素，但有见识、并努力引导中国进步的李鸿章们，却也没去争取更重要、更关键的改革，显然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立足当下回望历史，中国近代化之路探索中的曲折和局限，令人唏嘘。

时代有局限，个人也有局限。晚清帝国内外交困、千疮百孔，李鸿章独撑危局，耗尽心血，也算完成了使命。但他并未把握好这个加速近代化的良机，未能通过和平改良方式完成近代化过程，终有一些遗憾。

而后随着甲午战败，中华民族跌跌撞撞跨进了20世纪。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民掀起了改良与革命的浪潮，继续在兵火战乱中探索复兴强国之路。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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