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名宦与惠州 8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文/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漫画/杜卉

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谕令各地在省会设立书院，并拨给专项资金。上谕言：“近见各省渐知崇尚实学，不事沽名钓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创建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砺行，有所成就，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以此为肇端，各级官办书院很快被办成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

惠州丰湖书院从康熙中期择址迁建，到雍正年间因文字狱牵连一度被废止，又到嘉庆初重返原址二度复建，创建丰湖书藏，到光绪末改办惠州府学堂并成为粤东辛亥革命重要据点，再到成为广东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其间，客家人不断迁入复界区落担开基，惠州乡村书院大量涌现，东江科举人才和客家文化勃焉而兴，为沉寂多年的文化教育增添了一道亮色。

今丰湖书院前身为“惠阳书院”

光绪《惠州府志》载：“今丰湖书院，旧名惠阳书院，在西湖永福寺右，国朝知府吴简民建。”

吴简民，福建南安人，雍正九年任惠州知府。雍正九年（1731），他在丰山永福寺拆寺的西厢建惠阳书院，此举填补了丰湖书院“失踪”所造成的空白。

永福寺地处西湖西北岸，是环境阴森的古刹，而寺旁的书院则是有阁有轩，面向西湖，风景优美，是士子们潜心读书的好地方。

惠州知府吴简民把惠阳书院建在永福寺西侧，不仅是因为该寺靠山面湖，“形胜为吾郡丛林最”，而且它与惠州的历史文化和书院讲学，有着久远的渊源。

早在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阳明入门弟子、揭阳人薛侃过惠游湖，应惠州学者叶时等人之请，就在永福寺设席布道，传播阳明学说，四周“学者闻风而至，接引不倦，李鹏举、叶萼尤日侍讲席”（光绪《府志》），“粤派王门自此开”（江逢辰语）。

此后一百余年，永福寺成了惠州学子讲学读书进德修业之地。晚明“湖上五先生”中至少有四位，即叶春及、叶梦熊、叶萼和杨起元都有过在该寺读书讲学的经历。

惠阳书院在永福寺中兴办的时间并不太长。郡人陈鸿猷《迁建丰湖书院碑记》有谓：“惠故有书院名惠阳，在永福寺侧，就圮者十余岁”，此记作于清嘉庆六年，逆推“十余岁”，可知惠阳书院大约废于乾隆五十年左右，前后办了六十年。

嘉庆六年，惠州知府伊秉绶应惠州十属绅士之请，将惠阳书院迁回黄塘寺左重建，并复名为丰湖书院，揭开了该书院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

重建丰湖书院掀起辉煌篇章

清嘉庆三年（1798），当时中国文坛上星光耀眼的一流人物伊秉绶主政惠州，惠州沉寂多年的文坛果然生机重现，气象一新。

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期间，尤重教兴文，倡率躬行，多所建树，影响深远。他着力整治湖山，在白鹤峰重修东坡祠，藉着在墨沼中掘得东坡墨砚而发起诗歌唱和活动；在西湖重修朝云墓，亲自题写墓碑，函驰海内文士征集诗文。这两项面向全国的征诗征文活动，参与者都是当时的著名诗人、文章大家，惠州一时受到全国文化人的关注。

重建丰湖书院，是他在任期间的最大善政，深刻而又长久地影响了惠州的文化教育。关于重建惠州丰湖书院的缘起，伊秉绶在《丰湖书院记》中有简单记叙：“……国家尊崇正学，海隅向风。秉绶守惠之次年，以十州人士之请，改建书院于城西湖上。又次年落成，易名丰湖书院。”

邑人陈鸿猷作于同时的另一篇文章《迁建丰湖书院碑记》，对了解重建丰湖书院的缘起过程、形势规模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载：“惠故有书院名惠阳，在永福寺侧，就圮者十余岁，绅士屡请重建，以费巨不果。嘉庆四年（1799）己未六月，太守伊公至，于是十属绅士以岁试咸在，乃集议以请。太守欣然许诺称善，事遂以成……实从兹役经始于嘉庆庚申岁六月，落成于辛酉岁之冬，总为费约白金五千。工既竣，太守乃名曰‘丰湖书院’。”

伊秉绶不但复建了丰湖书院，还身体力行坚守白鹿学规，倡导实学，为书院乃至于整个惠州带来了一股朴实清新的学风。

丰湖书藏藏书量冠绝广东各书院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事发，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议和，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举世哗然，以为这是不败而败，丧权辱国。少年气盛的梁鼎芬上疏弹劾李鸿章，指李有“六可杀”之罪。结果反“被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成了清代绝无仅有的“从九品翰林”。

梁鼎芬于光绪十二年（1886）来到惠州，时年28岁。创建丰湖书藏，是梁鼎芬对惠州士风影响深刻。关于丰湖书藏的建立，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高足李绮青曾作文追述：“……书院之西，建楼三楹，四部略备，名曰书藏。既定借书之约，复设扫蠹之佣。亲手题签，自装部目……盖书院之有书藏，由惠州始也。”

当时，惠州人家藏书不多，借阅尚难，谁会捐书？为此，梁鼎芬专门写了捐书启事向四方求助。这则启事后来被完善为捐书约，是著名的《丰湖书藏四约》之一，其主要内容有：凡愿捐者，未曾购书，以书价捐入，交董事办理；凡愿捐者，无论捐书捐货，交来时记写姓名、爵里，以便刻印；每书第一卷内，上盖“丰湖书藏”石印四字（凡卷内有此四字，愿嗜书者卖书者切勿购售，阴德无量）等。

梁鼎芬的这一举措，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在张之洞的帮助下，梁鼎芬很快就收到各地捐来的大批书籍，多达46000余册。

丰湖书藏除拥有“名人集部孤本不少，各省府县志搜集尤多，非各书院藏书所可及矣”的特点外，其藏书数量在当时广东各大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

在梁鼎芬及后继者的不断努力下，丰湖书藏藏书逐年增加，最多时达10万册。是广东早期较具规模的图书馆之一。

已有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雏形

为管好用好这些图书，梁鼎芬除雇请专人管理书藏外，又亲自制订丰湖书藏管理制度，亦即《丰湖书藏四约》。

《藏书约》明文规定：“每楼一层，置长木桌四张，为检书晒书之用”，“有椅可坐，便于看书”。可以说这已经是很接近现代图书馆的阅览室了。

在《借书约》中他又明白地说：“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今之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历时概久，沾溉斯多。若许慈胡，潜莫相通。”此可见他创立书藏的宗旨。

因为藏书来之不易，数量无多，为求人人能从中得益，他规定：“借书不得全秩携取（五本为一部者，许借一本，第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一部者，许在书藏桌上翻阅，不带出）。”“凡书五本一部以上者，以四本为限，不得多借（期止十日，易于终卷一也；卷数无多，便于携带二也）。”“凡借书不得过三种（种数过多，难于查检，且贪多则不实，好博则不专，非读书有得之道）。污损卷面，罚令重订；破烂遗失，罚令赔偿，后不复借（董事、掌书生徒询情不究者，赔偿斥退）。”“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

尤为特别的是，《借书约》还明白规定：书藏之书籍，不得借予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公门中人”，因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充分显示了梁氏独特不羁的个性。

惠州丰湖书院《丰湖书藏四约》分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四部分，计五十六条，在清代藏书规章中，以其条目为最多，内容亦最为详备，很多已具备了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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