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回望中国古代史，有个现象颇耐人寻味：两个非汉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元朝和清朝，却遭遇不同待遇，清朝“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而元代“反元复宋”活动并不多。

乍听起来有点费解：宋代被誉为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赵宋王朝重文轻武，一般不杀文人，多数时候君王还能虚心纳谏；且宋代经济、科技、文化等都很发达，如此好的历史时期，为何元灭宋后“反元复宋”活动不多？

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首先要说明，历史上的所谓反什么复什么，都只是口号、旗号而已，每个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复宋复明，其实与宋、明没多大关系。

明白这个道理，再谈这些政治活动。其本质上跳不出那条历史规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元代“反元复宋”活动少，是因为元朝建立后，保持了整体的社会稳定，百姓生活状态变化不大。而满清入关统治全国后，其政策对传统汉民族和其他各族的压制却大很多。

具体说来，南宋末年，蒙元铁骑迅速向南推进，直到“崖山之战”，南宋王朝势力被彻底荡平，南宋皇族也死的死降的降，社会力量也没有了“复宋”的号召者和组织者。

且元朝之初，蒙元军事实力强大，地方势力即便有心，也无力抵抗。直到元帝国末期，实力衰微，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等才揭竿而起。

尤为重要的是，元朝政权对汉族和其他各族采取了拉拢政策。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元皇帝，对汉族士人很敬重，对投降的宋恭帝，对被俘的文天祥等，都以安抚为主。而对科举选拔上来的读书人，也能平等视之加以重用，汉族士人在元代朝廷身居高位者不少。

而清朝面对的情形却不同。一方面，与蒙元铁骑的军力相比，满洲八旗并非十足强大，对汉民族的抵抗并不能形成压制性优势。若不是吴三桂带着关宁铁骑献出山海关，满清未必能入主中原。

而清军占据北京，并向南扫荡明朝残余势力时，南明小朝廷，以及台湾的郑氏、云南的沐王府等势力还在，仍有号召和动员前朝残余力量的能力。因此“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

尤其重要的是，清朝的政策压迫、激化了民族矛盾。满清入主中原后，嚣张的多尔衮抛出颇有歧视和惩罚意味的“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强硬、野蛮地推行，这与儒家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必然受到民众反抗。

而面对反抗，清初统治者的措施是疯狂地杀戮恐吓，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事件，这种做法无疑是火上浇油，更加激化了矛盾。尤其严重的是，如此做法，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士人阶层，推到了清政权的对立面。

历朝历代，反抗运动的主力虽是底层民众，但策划者和助推者往往都是有见识的读书人，而清政权对文化有极强的控制欲，大兴“文字狱”，并篡改历朝典籍，如编写《四库全书》时，关于“胡人”的内容都要删改。满清的文化政策冲击着士人和读书人，就像捅了马蜂窝，导致不安定因素如“离离原上草”，很容易“春风吹又生”。

压迫过重，安抚政策不足，满清王朝虽然也出了康熙、雍正、乾隆等盛世明君，但他们对非满族人存在提防，汉族士人很难进入上流社会；同等地位的官员，汉人也低满人一等。这样的情形下，清政权始终难以收服部分清高的士人，他们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直到晚清时期，随着国力衰微，清政权才无奈地允许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涌现出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立国柱石。只不过此时已大厦将倾，再想挽救危局，已经晚了。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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