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与惠州   （ 中 ）

策划统筹/陈骁鹏 马勇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漫画/杜卉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举人韩晟描述宋代惠州书院兴盛境况的诗句。自宋仁宗改革科举制度后，惠州崇文兴教，仁宗朝的工部尚书、惠州籍人王汝砺，在惠州创立了宋代第一个书院。

此后，罗浮、西湖等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有记载的就不下14所。朱熹的师公、宋代理学大家罗从彦，大宋丞相留正等都先后在此执教、读书。丰湖书院更是传承久远，从宋朝延绵至清代。

》》》仁宗朝尚书创建宋代惠州首家书院

早在1500多年前，就有文人高士在罗浮隐居读书。据方志记载，晋宋之际，瑯琊人王叔之携家人投靠广州刺史王镇之，“爱罗浮林壑之胜，筑室凤凰洞之南，携子弟读书其中，自称处士”。

当然，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院。一般意义上的“书院”，指的是既藏书又讲学、具备了教育机构功能的书院。这种书院的建立始于唐末五代，但数量不多，影响亦有限，真正兴盛是在入宋之后。

以现存文字记载看，惠州最早的书院诞生于南汉大有年间（公元940年前后），当时的祯州（惠州古称）刺史黄励为躲避严刑酷法，“弃官入罗浮山筑书院于水帘洞左居焉”。黄励创立的黄子书堂比始建于北宋景德年间的英德涵晖书院要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岭南书院的前驱。

入宋后，惠州文化教育有长足的发展。祯州为避太子赵祯讳改名惠州，赵祯就是宋仁宗。正是仁宗朝的工部尚书王汝砺，创建了宋代惠州首家书院。

王汝砺是北宋佗城（今属龙川）人。青年时期，他就在望高山下创宋代惠州首个书院——凤台书院，教导族内子弟。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王汝砺中进士，官授潮州刺史，升工部尚书，颇有治绩。晚年致仕回乡，他又于五马山下创立望高书院，仍以培育后进为乐。

在书院里，王汝砺除与朋友读书吟咏外，尚兼督教乡族子弟，教育功能凸显，显然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院。

》》》朱熹师公与南宋丞相先后执教罗浮

自王汝砺后，罗浮、西湖书院众多。根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惠州于宋代创建的各类书院，有案可稽的就不下14所，甚至有学者提出观点称：“宋代广东的学术中心地在罗浮。”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宋仁宗重视教育与师道，“学校之设遍天下”，以及理学的昌炽等等，都有极大的关系。史家有云：“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宋代惠州书院的兴起，起始于北宋仁宗时期，而真正兴盛，却在南宋时期。可以说，以仁宗朝为代表的北宋是继隋唐初开惠州文运之后蓄势待发阶段；而真正形成惠州历史上第一次办学高潮而又最能体现宋代惠州文化教育水平的，是南宋时期蓬勃兴起的书院讲学，这对惠州文化教育的影响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

南宋时惠州的书院与理学有极大关系，位于博罗宁和的钓鳌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书院创始者罗从彦（1072年—1135年），祖籍江西豫章，曾任博罗县主簿，是著名理学家杨时的高足，又曾问道于程颐，是宋代理学“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再传弟子朱熹就曾评价说：“龟山先生（即杨时）唱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从彦）公，盖一人而已。”

在博罗县主簿的任上，罗从彦应广州太守周侯绾之请，于罗浮建设了钓鳌书院。这样一位理学名儒设席罗浮，钓鳌书院的影响可想而知。在惠州以书院讲学的方式传播理学思想，他是最早的一位。正是他在钓鳌书院的教育实践，使宋代理学的文化精髓走出学者书斋，向下扩散至惠州民间，为后来岭南理学的兴盛播下了第一批思想种子。

“千载讲堂人仰止，时从四百望崚嶒。”这是明代博罗人韩晟拜谒豫章先生罗从彦祠堂时写的诗句。以罗从彦为代表的一批书院学者在罗浮、西湖读书著述，聚徒讲学，育教人才，为开启惠州文化教育一代新风立下大功。

罗从彦之后，惠州本土的优秀人才也渐次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留正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留正原籍泉州永春，少时游学惠州，在此娶妻生子，以丰湖为家，在罗浮读书。宋绍兴年间，留正以归善县籍应试，中进士，官至右丞相，封魏国公。

为纪念留正及另一位学者、博罗人张宋卿，后人在二人当年读书讲学的罗浮水帘洞创立了张留书院。从此，张留书院书声琅琅，一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元末时期才荒废，旧址更是一直保留到清末。

》》》西子湖畔也传出琅琅读书声

继罗浮之后，刚刚建立的惠州府城西子湖畔也吹起书院讲学之风。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赵汝驭任惠州主官，在郡城西南银冈岭建聚贤堂，祀陈偁、苏轼、唐庚、留正等贤达共十二人，名十二先生祠。聚贤堂也是古代书院的一种，即祭祀式书院，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众先贤的定时祭祀，以体现对儒家文化道统的尊崇和继承。标榜先贤以激励后学，这正是书院思想教育的一大特色。

宋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惠州知州刘克刚改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不但规模扩大，功能增加，制度也更趋完备；特别是“以州学教授兼山长”的举措，使书院带有半官学的色彩，师资和经费更有保障。

在宋代，丰湖书院不但代表了惠州书院的最高水平，也是岭南书院的典型代表之一。杜定友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指出：宋代广东正式书院，“以南宋嘉定间之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相江书院、丰湖书院为最善”。

刘克刚字处和，福建莆田人。据光绪《惠州府志》介绍，他在惠州知州任内“清俭治办，修弊起废”，有人讥诮他自奉过俭，如穷书生，他不以为意说：“吾积至万缗，则诸邑宽剩，铁醋息钱可罢矣。瘠一身以肥一群，庸何伤？”可谓掷地有声，尽见儒者济世的胸襟抱负。

刘克刚对振兴地方教育尤其热心，慷慨解囊创建丰湖书院，就是他的一大手笔。后来他不幸染疾卧床，“病剧，尚延州文学（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至卧内，再捐羡钱千缗增学舍，明日卒”。对教育如此眷怀于心，至死不忘，令人感动。

刘克刚之后，丰湖书院陆续有修葺，直至元初，院内的六君子堂、四斋、十二先生祠都因战火倾颓。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山长黄赵孙重建。明洪武初，改为县学。其时距聚贤堂的创立，已有一百四十余年。此乃惠州丰湖书院历史的前半段，至于后半段，就得说到几百年后的清康熙年间，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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