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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制图/杜卉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热播，演员王凯饰演的宋仁宗赵祯圈粉无数，被网友戏称为“宝藏皇帝”。网友感慨，此前并不知晓，原来宋代还有这么个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然而，很多惠州人还不知道，宋仁宗与惠州的关系非常，仅文教方面就给惠州带来了无穷裨益：公元1020年，为避当时还是太子的赵祯的讳，岭东雄郡就由“祯州”改名“惠州”，从此沿袭千年；他登基后下旨岭南修城，使原来无险可守的惠州建起恢弘的城廓，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他治下，惠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文气兴旺，宋代共培育出54位惠州籍进士，远超历朝历代。如今惠州的最大文化名片苏轼，也是仁宗朝发现的英才。

如此说来，惠州人应该好好感谢宋仁宗，是他启动了科举制度改革，最终开启了惠州的千年荣光！

》》》因避赵祯讳而得“惠州”美名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早期历史进程中，境内产生并留下许多地名，大都沿用至今。其中，“惠州”这个地名的来源，就与宋仁宗有关。

据史志记载，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在岭东设立循州总管府，治所在归善县梌山（今惠州市惠城区中山公园），管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兴宁、海丰等县。循州建置历经300多年后，至五代南汉乾亨元年（公元917年），改循州为祯州。

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三月，因避太子赵祯讳，祯州改名惠州，自此诞生“惠州”之名，沿用千年至今。赵祯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北宋朝第四位皇帝。

为什么要用“惠”来代替“祯”呢？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这可能是源于一场美丽的误会。

何志成说，古时州县，大多以当地山川命名。当时以循江（今东江）命名的循州已给了龙川，故祯州更名时只好用淮水（今西枝江）命名。西枝江在隋朝之前，是怀安县的主要水道，流经怀安山下，古称“怀水”，后又谐称“淮水”。何志成说，当时的祯州知州是个外地人，“淮水”发音成了“惠水”，就用“惠州”上报户部了。

可以说，宋仁宗还没继位，就先给惠州带来了变化。而惠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历经千年！

》》》仁宗改革科举后惠州进士辈出

如果说“惠州”的得名是无心插柳，那他改革科举制度，使得惠州在两宋时代培养出了50多位进士，无疑算是宋仁宗善政的结果。

何志成介绍，宋初科举制沿袭前朝，各地设有州、县学，考生一般由各地学馆、书院推举，因此叫考生为“举子”。宋仁宗改革科举制，并多科为一科，使考试科目简单化；确定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后来元、明、清三朝都实行此制；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特别是殿试，把省试合格的考生变为“天子门生”，为朝廷储备人才；四是增设乡试，考生一律要通过乡试，使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

据《惠州府志》不完整记载，宋代惠州共出了54名进士，是惠州历史上中进士最多的朝代，比明朝44人还多10人。

何志成说，唐代惠州地区只出了3名进士，宋代进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说明千年前这个节点以来，惠州开始大力发展教育，兴建书院，为惠州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

有声音说，经济中心南移后，文教兴盛是必然的，其实不尽然，如果统治者不重视，地方文教氛围也会出现反复。何志成说，元代惠州科举成绩就远不及宋代。根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入元后80余年惠州竟无一名科举进士，仅有诸科9人。

造成这种历史倒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元代立朝时间较短；且立朝之初科举中断数十年，直至元延祐元年（1314年）才正式恢复，且每科取士很少；统治者在取士过程中对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入元后惠州还不断暴发反元起义。尖锐对立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给文化教育带来了消极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自仁宗以降，惠州逐渐崛起为岭东地区的重要城市，文人士大夫阶层涌现，堪称“惠州城下有江南”，这与宋仁宗重教兴文是分不开的。

》》》“千年最厉害科举”一榜出大批名人

自科举制度实施以来的1300年间，在700多张可查的科举榜单中，有一榜科举有着“千年最厉害科举”之称，那就是宋仁宗嘉祐二年那一榜。这一榜录取了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和曾巩，还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宋代理学奠基者程颢，另外还有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等人。

依靠科举制度，宋仁宗将大批天下英才网罗到了身边。从公元1022年到公元1063年，在位四十二年间，宋仁宗的朝堂上人才济济。政界有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文学界有三苏、曾巩。其中，惠州人最熟悉、与惠州关系最大的，自然就是苏轼。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赶考，被考官欧阳修赏识。欧阳修见一张卷上的文章写得太好，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就把这张卷子评了第二名。随后，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正当苏轼准备在仁宗治下大显身手之时，母亲突然病故，他只得回家守孝。嘉祐六年（1061年），服丧期满的苏轼参加选拔非常人才的制科考试，被列为第三等。须知当时的一等二等都是虚设，而第三等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百年来只有苏轼一人获得这个等级，因此他被称为“百年第一”。苏轼被仁宗派到凤翔府做签判。

然而天意弄人。苏轼在凤翔履职的第三年，宋仁宗就驾崩了。苏轼对这位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仁宗皇帝评价很高。他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和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想来苏轼十分感念仁宗的赏识。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曾官至礼部尚书，又多次被贬。绍圣元年（1094年），他被贬到惠州。当时年近六旬的苏轼受到惠州百姓热情欢迎，在此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财物拿来修堤建桥。惠州受恩于宋仁宗，同样也受恩于苏轼。他们都给惠州带来了无限荣光。对于后者，正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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