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派原创文本/夏杨

去过一个城市，总会留下一些直观印象，或清晰，或模糊。

说到惠州，你最先想到什么？问过许多人，回答出入不大。那就是：苏东坡、西湖、罗浮山……

苏轼，这位900多年前的宋代大文豪，当年因政治失意，被贬到惠州这个南方小城。从此，他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

“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这句话，概括出了惠州人的文化自信，那是苏东坡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

苦涩心境：苏轼的惠州缘起

苏东坡与惠州的缘起，说来真是五味杂陈。

在中国文化中，苏轼是人气十足的大文豪，但他的人生却并不如意。因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十分坎坷。他曾三次在朝廷为官，春风得意时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官至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失意时三次遭贬外放、颠沛流离，直到生命终结。千年之后回望这位历史伟人，仍令人唏嘘不已。

想当年，从蜀地眉山走出来的青年才俊苏轼，凭着横溢的才华和崇高的报国志向，仕途也顺利了几年。不过，文人气质及其张扬的个性，终于以文获罪，因乌台诗案下狱，第一次跌到了人生低谷。

政局变幻，元祐八年（1093年），掌权的北宋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是苏轼又一段坎坷历程的开始。哲宗启用新党，尽逐元祐大臣。本就站在新旧两派之间的苏轼，难免遭受排挤。

绍圣元年（1094年），在政敌报复下，苏轼被冠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为“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这一年他已经59岁，颠沛流离的贬谪路上，未免心情灰暗。

那时的岭南，在中原人看来，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很多被贬谪、流放到岭南的文人、官员，都写下遗书、安排后事，打算着埋骨于此了。

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再次被贬为“远宁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一向豁达，但那一刻也未免郁闷。他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诗中感叹道：“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当年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苏轼此刻想到白居易，可见其“天涯沦落”之感。

南行路上，苏轼还想到另一位和他境况相近的“古人”，那是唐代的韩愈。当年韩愈被贬潮州，“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欧阳修《于尹师鲁第一书》）。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中流露了出来：“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

不过，灰暗的南行路上，还是有一抹亮光的。虽然遭贬，但他毕竟还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一路上倾慕者不少。尤其在清远，他遇到了顾秀才。顾秀才热情地向他介绍了“惠州风物之美”。

失意之人易满足，那一刻的小惊喜，已让苏轼溢于言表。他写诗记录：“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对惠州的“向往”使他开始有了陶渊明挂冠归隐的欢快，他还准备要去罗浮山寻访葛洪！

在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后，苏轼终于到达惠州。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对他很不错，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的“合江楼”给他住。

就是这样，惠州幸运地迎来了给本地文化带来无限荣光的大诗人。

寄情山水：西湖畔的乐与痛

大文豪的到来，惠州另一个文化符号也开始闪亮，那就是西湖。

向苏轼敞开温暖怀抱的，不止有在此地的官员，及淳朴善良的惠州人，还有风光秀美的惠州西湖。

当时还不叫“西湖”，而叫丰湖。苏轼曾任杭州太守，杭州西湖的美名和大文豪的声名相得益彰，“水波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成就了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也成就了苏轼。

多年后带着杭州西湖美好记忆的苏轼来到惠州，也倍感惊喜地喜欢上了比杭州西湖大两倍的惠州丰湖。他爱游山逛水，丰湖边留下了他密密匝匝的足迹。他不仅白天游湖，兴致一来，夜晚也出游。

这写进了他的诗文：“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并诗云“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苏轼《江月五首（并引）》）

后人云：“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的得名，其实就和苏轼有关。丰湖位于惠州老城之西，苏轼习惯地（也可能是故意地）称之为西湖。

刚到惠州不久，他就在一次游湖后，颇带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赠昙秀》诗云：“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再后来他的诗文中屡屡出现“西湖”。

既然苏轼都这么叫，惠州人自然乐见其成。南宋之后，人们普遍将惠州丰湖称为“西湖”。曾写出《东坡寓惠集》的明代大学者张萱诗云：“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其实在历史上，与惠州西湖有关的名人数不胜数，名声较大的就有杨万里、文天祥、黄遵宪、丘逢甲等，但要说对西湖影响最大，还是苏轼。清代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西湖苏迹》中称：“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当然，苏轼在惠州的日子也并不都是诗意的。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他的爱妾王朝云的病逝。在他被流放前，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王朝云名义上是他的侍妾，实际上是在颠沛流离中照顾他生活、给予他心灵慰藉的人。

回想20多年前，苏轼和王朝云在杭州西湖上相识、钟情，将之收为侍女。如今在另一个西湖，斯人永别。他怀着内心的悲苦和孤独，将朝云葬在了惠州“西湖”边的“孤山”上。

还有个不如意的事，就是善待他的主官詹范要调离，想着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加上朝局变化，他几乎“心灰意冷”，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决心搬出合江楼，“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迁居》）。

白鹤峰的“苏东坡故居”，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是唯一有据可考东坡亲自筹建的房子。虽然地面建筑屡经破坏，但故址一直明确，至今“东坡井”等历史遗存犹在。

民本情怀：逆境中的赤子心

苏轼是大名人，这不仅因为他的文艺成就，还有他的民本情怀。从青年到老年，从庙堂到乡野，他足迹所至，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

苏轼在惠州时做了哪些事？目前公认的有几个方面。

一是他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他看到当地民众的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就绘制插秧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用。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

二是他看到民众缺医少药，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

三是想方设法化解当地矛盾，他向外界写信，通过自己的关系解决惠州军队抢占民房的事情。

还有就是对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惠州文史学者王启鹏在其著作《苏东坡寓惠传》中写到，苏轼到惠州不久，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于是向主政官员提出了“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

不仅提想法，他还尽心尽力。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出来了。他还写信求助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也捐出了御赐的黄金为惠州改善民生。

现实中，惠州是苏轼的遭贬地，是痛失爱人的伤心地，但在苏轼心里，这里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只是，就在苏轼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要以此为家终老此地时，命运再次给他开起了玩笑。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遭贬，这次是更远的海南儋州。

苏轼走后，惠州人将他的房屋改建成了东坡祠，这成了后世惠州的人文地标。

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之语（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他永远地走了，却把一段深情和爱恋，留在了惠州，直到今天！

千年光芒：文化的空前高度

就像韩愈之于潮州一样，“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语）；苏轼之于惠州的意义和影响，也是空前绝后、无人能及的。

当然，带给惠州中原文化和影响的，不只有苏轼。但真正让惠州名扬天下的，还是苏轼。在这里，他不仅留下了东新桥、西新桥、苏堤、故居和朝云墓等遗情遗物，以及合江楼、泗洲塔、嘉祐寺等一批因他的吟咏而名声大震的物化遗存，还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

他才华横溢，所到之处必题写诗词。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580多首（篇）诗词、散文和序跋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食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成了岭南风物千年不变的最佳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

借苏轼之笔名扬天下的可不止荔枝。细心人统计，苏轼笔下出现过果蔬、花草、禽鸟、美酒、杂食等，有一些还反复咏叹。在古代，没有哪位作家能如此广泛、准确，充满感情地书写岭南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

苏轼好游，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西湖各处，还有罗浮山、香积寺、佛迹岩、九龙潭瀑布等，岭南山水风物借着他的华彩文笔走出岭南，走向中原，走向帝都，走向中国文化深处。从此，岭南给人的印象，再不是蛮荒瘴疠，而是佳果飘香、人文丰茂！

即便在他身后，苏轼的诗文，一直是岭南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播的载体。原本不了解、不认可岭南的人，看到苏轼的激赏，也就有了对它做进一步了解的兴致。

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还给惠州人带来了比肩中原地区的文化审美，惠州士子们从他伟岸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中不断汲取思想能量，开阔了眼界和心界，逐渐树立起了延续千年的文化自信和进取精神。

在苏东坡身后，惠州山水风物更添了灵性；他留下的敦厚待民、重教兴文的理念，沉淀出了惠州千百年崇文厚德、包容四海的文化风气。清代诗人江逢辰的总结很到位：“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是啊，自从苏轼来了惠州，惠州人的脸上洋溢起了自信的微笑。这种自信来自文化深处，这正是苏轼之于惠州的重大意义，也是惠州人世代景仰、感念苏轼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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