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花地文学榜揭晓特刊⑤ 

11月23日，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举行。冯娜《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作家出版社 2020年12月）获年度诗歌，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借助女性的直觉，冯娜用诗歌发掘人类的共同情感，敞开照亮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意。诗集《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既有其多民族聚居区经验的诗性言说，也有对当代文化与生活谦卑的内省与深度的发掘，兼具对人类命运的执着关注和深情思索，呈现出典雅、深邃、纯粹的诗歌品格。

对于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对人类苦难悲欢具悲悯意识的观照，使得冯娜的诗歌充满了爱和智性的光芒。

【感 言】

“只有风是对诗人的奖赏”                                                              

冯娜

感谢花地文学榜、感谢各位评委将沉甸甸的诗歌奖颁给了正走向“不惑”之年的一个诗人。中国新诗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诗歌有过它的“高光时刻”，也历经各种争议和“边缘化”的处境。

然而，一代代诗人用他们的创造坚守和丰富着汉语诗歌的尊严、理想和价值，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力的文本、经验和思想。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今天这个奖看作是颁给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文体，是对长期持续写作的诗人们一种满怀期待的注视。

当人工智能也开始尝试写诗的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诗人我时常充满困惑。现代科技与信息不仅改造和规训着我们的生活，也把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经验趋向了未知的幽暗深处。

当手机和口罩成为我们人体的新“器官”，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并不能从过去的生存实践中获得现成的解决方案。过去的言说方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正是人们生命经验必须实现更新和超越的时刻。

诗歌见证和记录过诸多这样的时刻，诗人们心怀悲悯和忧虑，“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约翰·多恩）；他们也曾“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他们在这世上求索，体味了“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

在新的传播媒介不断涌现的今天，诗歌的传播似乎进入了一个“万花筒”似的奇妙新世界。

在大城市里你扔一块钱硬币到POS机里，便会读到大山里几位小朋友写的诗歌（这是一个公益的助学项目）；在换乘地铁的时候你会看到LED屏幕上几行诗交替闪现；“双十一”购物的快递包装盒上你也能读到专门订制的诗歌……

在今天，诗歌似乎成为了一种易于包装和派送的“心灵介质”或“情感载体”，借助迅捷的传播方式短暂慰藉人们疲惫不堪的心灵。

另一角度而言，这也说明，人们仍对诗歌寄予了一些最本质的渴望：爱、沟通、理解、信任和良知。无论我们的语言在时代中如何演化，无论我们的技能如何迭代，人类心灵深处的故事与千百年前的祖辈并没有什么不同。

人类心灵的老故事在一代代人的讲述中，又会怎样推进、焕发新生呢？我们如何回应身处的这个时空和脚下这片土地？这是每一代作家和诗人的使命。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没有中断过我的诗歌写作；过去的六七年，我一直在从事青少年的诗歌教育工作。

就在前几天，我请一位家政阿姨帮忙清洁家居；同时，我在网上给学生讲课。因为考虑到线上授课的效果，我讲话很大声，当我讲完课阿姨也默默做完了家务。

她对我说，我也听进去了，你讲得真好！我被你感动了！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表扬，感到很意外，有点不好意思亦感到快乐。

我知道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我讲的内容打动了她，因为那天我讲的是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以及张岱《湖心亭看雪》。我讲到苏轼几经贬谪、身世沉浮，他的境遇、他的生命与他的诗文是如何融为一体；也讲到国破家亡之后，一个诗人是如何看待暮雪千山。

这就是伟大的诗歌传统给予我们持久的感动：诗歌不仅是在人生际遇中的感怀和喟叹，更是人格完善、自我完成的一种要求。文学也不仅仅是个体的精神事业，它更是通往更广大时空的一种努力。

为此，我也时常反观自身，我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工作是否配得上我所领受的荣誉；我的德行是否匹配了我的诗歌。茨维塔耶娃曾说，“只有风是对诗人的奖赏”，风声不息，诗歌不尽。

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访 谈】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图、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雪媛 陶奕燃 林桂炎 王磊

1、对诗歌和现实的双重误解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看待网络热词的？

冯娜：一个“热词”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大家都在用；所以我们每个人对当下语言的演化都负有一定责任。如果语言变得越来越粗鄙、随意，我们就要认真反思。

语言简化的背后是思维的简化，说明我们“顺从”于这种快餐式的文化，导致我们也不愿意深度思考，难以再面对丰富、艰深、委婉的语言。但是我们应该对这种简便的东西保持警惕，如果人类不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话，总有一天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当代诗歌也一直在探索，什么样的现代汉语能够真正表达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深切关注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诗人和作家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都是负有责任的。

羊城晚报：有人说生活在钢筋丛林、格子间中的现代人是没有诗意的，无法再用文雅、优美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现实的生存境遇，甚至认为当下种种现实无法被诗歌所书写。

冯娜：我想这是一种对诗歌和现实的双重误解。你看我们的《诗经》，它就是一部古代先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战争、劳作、天象地理，婚丧嫁娶等等都包罗其中，他们所书写和表达的也是当时的现实生活，并非只是农耕时代岁月静好的歌吟。跟古代相比，我们的生活方式、技术手段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但这并不是本质上的改变。

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其实是指我们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思考来写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故事。但是不管是哪一代人，我们的心事、情感其实跟过往时代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度探索的空间。文学一直关注的也是人心那些幽暗深处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是如何成型、如何破灭或得以实现。

2、人在“物”中该如何自处

羊城晚报：常年在城市生活，您感觉到故乡在慢慢消失吗？

冯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慢慢“消失”，这种消失不是在记忆中的淡化，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流逝。今天回到我的故乡丽江，你会看到极度商业化的景象，很多原始住民都搬走了，在古城里做生意几乎都是外地商人。不仅仅我的家乡如此，整个中国很多旅游区都存在这个现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早已是如此，要去他的故居拜谒还得买一张旅游区联票。

早在1967年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景观社会》，他论述了一种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堆积”，也就是“物”的堆积。我们今天面对的景观就是如此，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消费主义、物质文化崛起的时代，我们人类该何去何从，人在“物”中该如何自处？

人类创造物质的初衷是为了物为人所用，但是今天你看到的往往是人被物所“役”。有人提出一个词“物质伟力”，我觉得这个词很可怕，就是说物质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伟力”的程度，人在“物”中间已经被挤压而坍塌和萎缩。

羊城晚报：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是有力量的、伟大的。

冯娜：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之所以伟大是伸张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肯定了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想想但丁的《神曲》多么壮阔！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重新审视人的位置。很多“社畜”也会发出他们的灵魂提问：难道我们只配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间没有精神世界、没有未来吗？但是每个人天然就对精神世界有所探求。每个人都是复杂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困扰，一千个人可能会说出一万种不同的困惑，这就是人的复杂和精微之处。

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其实也在不断书写、探索这些东西：人类共同的处境和命运、个体的梦想和困惑……人在世界上如何彰显自己的力量，每代人都不一样，譬如现在很多高新科技领域，他们也彰显了人强大的创造性。

羊城晚报：但是现在信息过载，很多人的注意力也有限，一个诗人走入大众视野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或吸人眼球的话题，比如余秀华、贾浅浅。

冯娜：诗歌写作和诗歌传播本身是两回事，你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一个创作者本身并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传播者。但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文学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方式越来越广，我们的读者也是多样化的，有专业读者，也有业余爱好者，还有一些来起哄的“键盘侠”。诗人和作家难道要直接进入每个传播环节、去面对所有的读者吗吗？我想大可不必。

无论是余秀华还是贾浅浅所引发的争议，其实已经脱离了文学本身，而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跟她们的诗歌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传播过程中附加的“信息冗余”。

经常有人会提“诗歌要走向大众”，诗歌和文学本身就在书写大众的现实生活、精神世界，何来要走近或离开呢？诗歌和文学就在这里，大众就在其间，需要诗歌的人就会找到诗歌，需要文学的人就会找到文学，需要哲学的人也会找到哲学。

3、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

羊城晚报：您没有影响的焦虑，是因为您的创作已经有了成熟的风格和路径吗？

冯娜：我不这样认为，“影响的焦虑”主要要看是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焦虑；对于外界施加的影响有时也可能成为我们创作的动力。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很多中国作家的写作寿命是很短的，很多写作者有较强的“中年危机”和困境，我们很多作家和诗人根本无法形成中年风格或者晚期风格就不再写了，非常遗憾。

在创造中，我们中国人常常迷信“才华”；西方人更相信一个人的生命能量（energy）；而能量是一种综合的角力，不仅仅是灵光一现的时刻。

我曾和朋友说过，我觉得我前期所有的写作可能只是一个学徒期的准备，我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

羊城晚报：我知道你目前还在攻读博士学位，会一直坚持写诗歌吗？除了诗歌之外你还有其他题材的创作吗？

冯娜：当然会。之前不读学位也会有其他事务占据着我们的生活，这不是影响写作的缘由。从事诗歌创作对于个体而言，是对自我的一种拯救，把自己从庸碌的工作和茫然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诗歌和文学很多时候是帮助你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了解世界。就像诗人穆旦所写的，“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完成我们各自的普通生活。

很多诗人都有多种笔墨。除了诗歌之外，我也一直有很多题材的书写，也出版过随笔集、译著，也发表过不少小说、评论等。只不过从一开始大家都更关注我的诗歌。能一直做一个诗人，我觉得很幸福也很幸运。

羊城晚报：近来有人提出新诗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转折点，应该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拥抱时代，您怎么看？

冯娜：我觉得似乎并不能清晰地界定某个时空，无论是50后、60后，还是90后、00后，大家都在共享这个时代，我们都是同时代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我从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意味着我们的写作必须有所超越。就像今天我们读两千多年前的《诗经》，还是能感到心动和共鸣，我们就是《诗经》在“未来时代”的知音。

可以想象一下，卷帙浩繁的文章在历史中已经消失了，但我们今天仍然会阅读留存的书籍回望历史，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返乡”。我们不断出发，也会不断寻找我们的精神源头，而作家和诗人就是一路上保存我们的语言、故事和“精神故乡”的人。

一个作家和诗人还是应该把目光投得更远一点，不仅看到我们眼前的事物，更应看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在未来时代会不会有回响，或者是说我们能不能为我们未来时代的读者记录一点什么。

4、考试是诗歌教育重要的指挥棒

羊城晚报：这六七年来您都有从事诗歌教育，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事情？

冯娜：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诗词教育叫作“诗教”诗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君子之德的人物；诗教不仅是审美教育更是一种人格教育。今天我们的诗歌教育课堂，也不单是讲讲诗歌如何鉴赏、诗歌写作有哪些技巧和方法，它更是关于审美能力培养、人格教育的问题。

中国人的审美教育相对匮乏，我们欣赏美、理解美、创造美的能力都有待提升。现在时代在进步，人们也有了这种意识和觉悟，也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心力积极去从事这些工作。一个民族的审美感受力和创造力，不是一代人愿意投入就能完成的，是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持续不断地去做这门功课。

羊城晚报：现在考试作文都明确规定“诗歌除外”，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诗歌教育？

冯娜：的确，诗歌教育除了诗人的推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棒——教材和考试。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它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因为诗歌的标准很难界定，给出题人、阅卷人带来了极大的考验；此外，我们诗歌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无论师生都会面临对现代诗歌很陌生的“畏难心理”；为了避免出现各种争议，只好规定“诗歌除外”。

另一方面，考试不考诗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学诗歌。当下中小学的课本中，不仅有古诗也有很多现代诗歌，我们也慢慢也在重视这个事情，应该说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21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上一年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2020年“花地文学榜”首度联手深圳福田成功举办，今年继续走进鹏城，文学在场，双城呼应，为这座“世界之窗”再开一扇文学之窗，眺望湾区最美文学风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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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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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孙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