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花地文学榜揭晓特刊②
11月23日,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举行。文珍《夜的女采摘员》(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获年度新锐文学,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从南走到北,从狭窄走向广阔,文珍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文学版图。七部小说集、一部诗集、一本散文集,诠释出一位优秀作家必备的文体把控力。在敏感细腻依然的同时,她的笔触又多了入世烟火,个人风格日益强烈。
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里,文珍写了若干被生活之手高高扬起又轻轻落下的普通人,并以一贯的女性写作自觉,在看似日常的风暴中写下颂歌,在失序世界里重建爱的秩序。
【感 言】
“我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
文 珍
很荣幸得到花地文学奖——虽然出道十多年了还在领新锐奖多少有点汗颜,但另一方面说,我也很愿意永远是文学的新手,如履薄冰地站在每一次新的起跑线上。
其实直到11月中旬,我都不确定这次真的能来广州领奖。已经反复取消两次的上海书展上,我原本有一个发言,因为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题是“未来”,所以我的题目是“和SIRI说我爱你”,稍微提到了一点人工智能、科幻小说和未来的文学图景。
但是这个想象的“未来”被打断了。疫情是现实,也暗示着更接近真实的将来:随时可能被病毒、贸易战或其他隔绝的五大洋七大洲,人们更是看似很近,有时却不得不隔离。
文学也早已日渐式微:我们能想象某个文学奖会有EDG夺冠的声势吗,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得奖无数的写作者,在另一个领域也仍只是谁也不认识的素人。除掉无数人都在使用的社交平台、游戏、综艺和热门影视剧外,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是自成体系的小世界,晒自拍,分享音乐,转发链接,立人设。很早就有人说,未来人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钟——再迅速被遗忘。
而这年头仿佛什么都比文学更有吸引力。至少就我自己,一个前金融系学生观察到的,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就直接影响了股市……这都是文学无法直接面对和处理的事。
如果文学已经不是可以让人逃进去的元宇宙了,那么文学何为?
话题有点丧。先说说我和羊城晚报的渊源吧。我是在广州读的本科,因此十几年前,曾有幸在羊晚实习,而且就在花地,我写作之初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发表在花地副刊上——我想这一定不是把奖颁给我的充分必要理由,但因为这段往事,我对羊晚充满了私人感情。
所以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一个起点,非常感谢羊城晚报能够把这样一个奖颁给我,提醒我文学的初心,也提醒我永远要当文学的新手。
记得当年花地还有很多专栏,我也写过一篇《岭南文化之三分天下》,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自己尚且一知半解,竟胆敢大谈客家、广府和潮汕三家的异同,但这篇小文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反馈,有位老先生还专门写信到报社探讨……那还是一篇报纸文章也有人认真对待的年代。
而今爆款热点一个接一个,除了明星八卦还有粉丝考古,人们的记忆力似乎已经和鱼一样短暂……时代不停在变化,在消磨。而我想,改变的其实只是流行风尚,世道人心却没有那么易变。
我本人最红的时候是在大学的BBS,之后就盛况不再。因为懒得说话,始终没能成为微博红人。也偷偷在豆瓣写诗,但看的人总是很少。唯一能得到很多即时反馈的,是偶尔给新媒体写文章。
此外,新书发布会上也能见到一些读者。我一直在努力训练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够太在意即时反馈,作家尤其不能贪图热闹。名心也是欲望,需要克制。
这时代的写作者理所应当寂寞——有那么多酷的,紧跟潮流的人和事,为什么要去看你自以为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字?但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还在写,大概是自身能力有限,除了这种看上去已经OLD FASHION的方式,并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我猛然设想到一种未来。假如有朝一日面对外星人,该如何自我介绍呢?尴尬地说“你好,我是一名作家”吗?
倘若再问,“作家是什么?”
只能说:“一种手艺人,基本灭绝了。但是!我的确有过很多伟大的同行。”
外星来客多半最关心地球上还有没有可用资源,或许也会好奇,这颗蓝星上的人曾经如何以爱之名互相伤害……我想文学就是负责记录这个的。电影也可以,但混杂其中的商品太多,文学当然也有赝品。而到了最后自省时刻,自己是浪费了无数树木纸张,还是多少书写过一些真的世道人心?我希望尽可能不感到羞愧。
弗罗斯特的《林中路》我很喜欢:“树林真可爱,既深且黑。/但我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安睡。/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安睡。”
每当感到疲倦,我就会想起这两句诗,再深吸一口气,继续跑下去。而这种时候,得到文学奖就像跑马拉松时有人递毛巾和水一样令人快乐。
再次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起)
【访 谈】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宙辉
图、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雪媛 陶奕燃 林桂炎 朱绍杰 王磊 实习生 张雯
1、“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
羊城晚报:对比之前历获的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奖项,您本次获得“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有何不一样?
文珍:谢谢您历数了一遍我得过的若干奖项,让我恍然发现自己真是得了不少新人奖,就更觉得这次再获得新锐文学奖,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但话又说回来,羊城晚报之于我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我从业之初的好些极短篇小说和散文就发在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上,所以说,羊城晚报是我文学的起点,也是陪伴我走过多年的良师益友。
印象中,“花地文学榜”是一个很年轻的奖项,今天才得知它已走过八载,无怪乎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已成为行业风向标之一。而成为2021花地文学榜新锐文学得主,我觉得对我来说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很好的提醒——提醒我永远不忘写作的初心,也永远如履薄冰。每次重新动笔,我都仿佛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羊城晚报:您获奖的书籍《夜的女采摘员》是一本全新的小说集,这次您想给读者描画一个怎样的文学景观?
文珍:说是“全新的小说集”,因为里面的故事并没有收到过其他集子里,却并不代表里面的十一个故事都完成于近年,也有差不多十年前的旧作。
我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关于梦境、小孩子、女人、动物和鬼魂的书。说关于女人和孩子,因为第一篇《小孩小孩》里的主角正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女人,其他篇目里的主角也多数是女性。
而说关于动物,其实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上辑叫做“甜乌鸦”,除了《小孩小孩》,还有《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里面分别以“相手蟹”“大闸蟹”和“寄居蟹”为名,处理了性少数者如何认知自我、伴侣在性别困境认知的分歧中渐行渐远,以及都市边缘人群情感世界的性别剥削和反剥削等议题。
这些问题看上去都很大,但小说却可以很小,具体细微地呈现这些大题目的细枝末节。其他和动物有关的,比如《乌鸦》《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朋友》《赛马驯养要诀》《狗》,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相对魔幻的,都是我这么多年对于相关题材的尝试。
一一复述太难了,所以还是去读书吧——如果短短几句话能说清楚主旨,那就没有必要写十几万字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文珍:之所以叫《夜的女采摘员》,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很多年来,陆陆续续像成熟蒂落的果子一样悄然掉在我的生活里的。不是有意为之的敷衍成册,而是不知不觉间,这些滋味和外形特别的果实已经积攒这么多了,似乎可以好好熬一大罐果酱,制成点心请朋友喝茶了,而里面有各种层次的酸甜苦辣滋味。
所有的比喻其实都以偏概全,但我的确希望这些故事能部分打动人,打动部分人,更让被打动的人回想起来既甘之如饴又嗒然若失。
羊城晚报:可否透露您目前正在写什么题材的文学作品?
文珍:目前,我正在写的题材与深圳有关,与广东有关。
2、从中大、北大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羊城晚报:您的履历比较有意思,本科读的是中山大学金融,后成为北京大学暨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学硕士,再后来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来是跟“钱”(金融)打交道的,后来为何又改当作家了?
文珍:您的问题第一次让我试着把这三者放在一起思考。学金融其实也未必就是和钱打交道,因为数字都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往往看久了,会丧失一种对金钱世界的真实感,会觉得千百万亿都不过数字而已,很虚幻。
我当作家也不算改行,因为我本科毕业后毕竟没有成为真正的金融从业者,而直接考了中文系研究生。后来我以写作为生,也更像是被命运选择。原因很简单:我其他事情都做不好。
羊城晚报:在大学本科、攻读创意写作学硕士以及供职于出版社这三个阶段,对您的写作有哪些帮助和收获?
文珍:在中大、北大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个求学和工作阶段,对我的写作有何帮助和收获,这个问题太大了,几乎要让我反思这二十多年来的点滴所得。尽可能简短地说,金融的学科基础就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假设上,而人人都是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大愿望,就是追求边际效益最大化。
因此我在写作时,偶尔也会用偏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方式看待问题,不会流于过度感伤和无节制的感性——我一直觉得太浪漫了很肉麻。更何况世人所谓的浪漫,大多需用大量金钱换得,本身也不纯粹。
其实,我在北大读的那个专业不叫创意写作学,它和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搞的MFA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一个方向,叫作“文学研究与创作”,属于学术硕士。
一般的创意写作学硕士属于专硕,学习年限是不同的,学硕通常是三年,比专硕多一年。三年研究生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知道了真正的美是“无用”的,某种角度打破了经济学的学科假设。如果人人都理性,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文学、艺术这种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事情?
现在,我已不在出版社工作了。十几年的编辑生涯最大的收获,就是对错别字很敏感,以及有担心各种书也包括自己的书卖不掉的职业病——也就是说,出版社介于商业和艺术创造之间,部分中和了我曾受的两种学科教育的矛盾。
在发现经济学的假设不成立之后,我又发现,其实文艺和商业也并不对立。比方一个人爱看电影,租影碟和去电影院有价格差,或者选择纸书还是电子书也有成本差异,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求。也就是说,对价格敏感和欣赏美本身并不冲突,人原本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动物。
此外,经济和文学虽然学科路径截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经济学通过模型解释人的行为,试图预测各种危机;而文学则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来呈现人心世态,而这一类创造,事实上也悄悄参与了改变真实世界。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关于人。
而出版社一方面出版创作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以人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再让书籍设法来到更多读者手里,影响更多的人。还有一句行话,很有意思,叫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
3、写作是为了对抗此前已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
羊城晚报: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作灵感和素材可能大部分来源于生活阅历以及读书。也有不少作家,其生活阅历不十分丰富,但并不妨碍他能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您如何看待生活阅历、读书对写作的帮助?
文珍:您的观察很敏锐。这可能就是所谓生活体验派和学院派的分野。但是书本积累和生活经验当然都是重要的。文学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太存在光凭一方面的积累就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的可能——也许能写出看上去还可以的作品,但无论是创作者缺乏阅读经验还是缺乏生活经验,之后都必定难以为继,迟早会遇到瓶颈。
羊城晚报:对以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您有哪些忠告?
文珍:对以后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我不敢说忠告,非要提建议,很简单,就是去读书,去生活。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去爱,去创造。只有一个人有自己真正愿意付出热情的人和事,他才能够创作出真正有痛感、有人生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获得本届花地文学榜年度新锐文学荣誉。您怎样界定“新锐文学”?
文珍:所谓“新锐”,我想几乎可以定义一切文学。我们写作,其实就是为了对抗此前已经存在的成千上万本书。文学永远需要新的声音,新的视角,崭新的世界图景,以及新的方法论。因此,我认为能得到新锐奖是最幸运的事,我自己甘愿永远当一名文学的新手。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80后女性作家,“女性写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您看来,女性写作与其他群体的写作有何不一样?
文珍:我始终觉得“女性写作”不是自己定义的,只是刚好是女性,一直在写,如此而已。这个问题被问得太多,我会觉得是不是女性作者还不够多,希望将来有更多同性能写出参差多态、异彩纷呈的作品。
【2021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上一年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2020年“花地文学榜”首度联手深圳福田成功举办,今年继续走进鹏城,文学在场,双城呼应,为这座“世界之窗”再开一扇文学之窗,眺望湾区最美文学风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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