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名宦与惠州 12 

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骁鹏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漫画/杜卉

中国自古就有女子教育，家庭是实施女子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宋代之前，女子教育大体是德才并重，四德中的“妇言”、“妇工”，包含了对才能的要求；妇德和妇容，也是以才学为基础的。明清两代，惠州士大夫家庭的女子教育没有超越时代局限，贞节观念成为女子教育的主要课题，直到清末才走向进步、开放。无论后人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明清女子教育已深度参与了惠州人文精神的建构。

明代博罗才女为夫殉情

女子教育是明代惠州士大夫家庭教育的内容之一。嘉靖年间，惠州府城有名的儒师“惠江先生”叶时，就曾“编著《阳教书》以训男，《阴教书》以训女”，这大概是惠州地区见诸史载的最早专用于女子教育的教科书，显示惠州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女子教育。

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出自明代，她叫孔少娥。孔少娥字文秀，归善（今惠州市）人。明嘉靖间惠州名士刘确的继配，“能诗，号才女”，她所写的《点翠洲》诗云：“西湖西子两相俦，湖面偏宜点翠洲。一段芳华描不就，月湾宛转似眉头。”此诗被清代王士禛所称道。

当然，明代惠州士大夫家庭的女子教育，未能超越时代局限，“贞节”二字一直是女子教育的主题词。明代兵工二部尚书叶梦熊长媳李建，出嫁不久丈夫早亡，其行为态度很典型。据清阮元《广东通志》载：“叶世仪妻李氏（建）,中丞李焘女也,焘总运长芦时,世仪随父梦熊兵备永平，求婚而许焉。”不料过门还未满月，叶世仪就病发身亡。在丈夫得病时，“李为疏告天,请身代”。丈夫死后,李又欲以身殉之,父母极力劝阻无效，直到婆婆说：“儿死你在，你就是我的儿子,你若死，我也一定跟着去死！”这才把她殉夫之念暂时打消。但不久，她又“忧毁成疾”，撒手人寰，年仅25岁。

用现代观点看，李建的死，是其纯净的灵魂接受了理学原则的教唆，从而对生命进行自我摧残和毁灭，说明封建礼教对人的个体生命，特别是女性的生命权利，包括她们真实的情感和欲望，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关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李建无疑是被“理”所虐杀，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殉夫殉国文化背景相同

当然，这种文化传统，在特定的历史现场，又会显示出它另一面的价值。顺治七年，博罗城陷，清军屠城，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现场。

民国《博罗县志·列女传》有如下记述：“孝廉黄玄启妻韩氏，韩晟女也，早寡，有二子良观、良贵……丁亥之难，韩闻城陷，赴水死。二子亦殉焉。其侄良豫妻张氏，张萱女孙也，城破被掠，驱之不行，亦怒詈而死……教谕张焘妻韩氏，文恪（即韩日缵）第三女也。城破适归宁，匿复壁中，闻母被执，遽出愿以身代，竟触刃死。同时家中尚有少女被执，亦触刃死。”

在这一场惨烈的攻防战中，博罗妇女于城破家亡之际，宁死不屈，以身殉难者难计其数，其中以“赴水死”为最多，相传七女湖就是因为有七女“以明亡坠湖死者而得名”。

这些烈女节妇多出身于士人之家，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们面对凶残的异族军队，决绝地选择死亡，“死免污辱不可生”的贞节观念固然在起作用，但也不能否认确有“严辨华夷”、欲与家国共存亡的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蕴涵其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本来就是可以重合一致的。

李建的“殉夫”和韩氏女的“殉国”，无论后人怎样解读这两者间的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她们思想成长和人格铸造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清末“女子教育”走向进步

直到清代末年，女子教育才开始走向开放。冯重熙，惠州府城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秀才，时仅17岁。翌年废科举八股，接触新思潮。他自上海中国公学毕业返惠后，即在两广游学预备科同学周醒南等人的支持下，与城中贤达张友仁、廖雨生、杨固初、黄选三、夏梦九、廖计伯组成“筹办会”，冲破重重阻力，在清廷颁布《钦定女子教育章程》之次年，亦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了惠州第一所女校“惠州振坤女子学堂”，聘请邓承修之女邓梦湘作总教习，惠州现代女子教育由此蹒跚起步。

同年，冯重熙又与同邑名人廖雨生等创办了惠州昌明小学，并亲自在该校任教。校址在更楼下旧时的学院衙门，是百年名校惠州市第十一小学的前身。冯重熙精于音乐，亲自为女师、昌明两校的校歌作词谱曲，歌词分两首，一为校史，一为校训，对学生劝勉备至，传唱一时。振坤女子学堂后来改为公办的惠州女子师范学校。

为消除家长们的疑虑让女儿入读女师，冯重熙不但在女师执教，还率先把三个女儿送到女师读书，毕业后她们都成了惠州最早的一批女教师。

冯重熙和冯宝瑛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大都从事过教书职业。若集中起来，足够承办一所小学甚至中学。

自晚清至民初，惠州古城出现了几个有名的教育世家，包括以苗致信为代表的北门苗家，以黄植祯为代表的柏子树下黄家，以叶史材为代表的高营房横街的叶家，以王学潜为代表的下角王家，还有冯重熙、冯宝瑛兄弟为代表的朱紫巷冯家。他们坚守着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理想追求，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文脉漫谈】

文化教育是城市发展的指路明灯

历史总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惠州清代的文化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清代惠州文教的发展，可以说是几经曲折的。顺治至康熙年间，满清贵族以强悍凶残的军事手段夺取和巩固统治中国的权力，意识形态的阵地仍来不及完全占领。特别是在平定较迟的岭南，影响士风的思想大体上还接续前明余绪。因此，清初惠州文坛的景况有如日夕之云霞，依稀返照着晚明的亮色。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在惠州任职的官员们，骨子里还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血脉，身处乱世仍不忘给文教事业以应有的扶持。

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钳制思想言论，对反清复明意识最为强烈的南方士子，不断加大整肃力度。产生于明代乃至于清初的许多优秀文化成果被横扫，不少被后学者视为榜样的典型人物如杨起元、韩日缵、函可等被否定，他们的思想被严厉批判，著作被全面禁毁。文坛因之寥寂，人才从此凋零，惠州文化教育因此受到的深刻伤害，直至百年之后的清末还没完全平复。历史告诉我们：清初文字狱是造成清代惠州文化教育发展迟滞的最大祸因。

晚清惠州文化教育的复振，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嘉道以降，文禁日渐宽弛，社会相对稳定，一批才华横溢的名士相继出任惠州行政首长或书院山长，有力推动了惠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继王煐之后的又一位“风流贤太守”伊秉绶，任惠州知府六年，复建书院，倡导风雅，宏扬学术，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使沉寂多年的惠州文教重现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惠州杰出的人才，大都出自丰湖书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岭南名儒梁鼎芬主讲丰湖书院，下车伊始即建祠祀奉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又创丰湖书藏，在鹅城开读书风气启导民智。他教出的“丰湖十子”有4位考中进士，其余都是举人或贡生，成为享誉岭南的杰出人才。没有优秀的教师就没有优秀的学生，教育培养人才首先要注重培养教师人才，这也是历史留下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国情资源，人力是第一资源。从长远看，一个国家乃至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最终并不取决于它表面华丽的公共建设，也不取决于它一时的工贸繁荣和衣食丰足，而取决于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文明素养的高低。在民智开启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自然水到渠成。

惠州要腾飞，要和谐持续地发展，要建成名副其实的文明城市，文教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特别需要在惠州全速起航的前夜去确认导向的航灯，去回顾过往的历史，了解自身的传统，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去梳理这一座千年古城的文化之根、教育之源，对她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进行科学诠释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建设现代文明城市可以凭借的重要资源。惠州文化教育的未来，也必将受惠于这种传统精神的“现代转换”，而变得更有活力、更加美好。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