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夏杨

谈及梁启超，人们首先会提到他酣畅淋漓的文章，“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对开启近代民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会感触于他一生思想的多变、善变。

梁启超从旧学起步，师从康有为成其维新运动的得力助手，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接触革命党后，其主张在立宪与共和间摇摆，最终与维新越走越远；他一生宣扬西方文明，晚年却又力主光大传统文化……

回望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不独梁启超，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主张都在不断变化。比如徐特立，幼年在私塾习旧学，后受维新运动影响，成了康梁信徒；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之路；但此后的军阀混战，又令他内心苦闷；最终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红色革命的教育家。

再如在历史上曾留下污点、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其思想变化也很波折。杨度是举人出身，开始赞成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袁世凯当政后他倡设“筹安会”，失败后面对万众唾骂痛心悔悟，反对张勋复辟，转向帮助孙中山再创民国。后来他认识到工农革命将是中国未来，在白色恐怖中依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样的前后变化，这些知识分子自身也并非不知。梁启超晚年投身教育，成了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有学生当面问他：您过去保皇立宪，后又拥护共和；曾是康有为信徒和助手，后来又分手；前头拥袁（袁世凯），后来反袁；曾和孙中山合作，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如此前后矛盾，梁先生如何解释？”

梁启超没有回避，他沉吟了一会，认真地回答道：“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

但梁启超也并非一味求变，更非为变而变。“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他回答学生说，“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梁启超的多变，是那个时代的动荡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反映。他随时代变化及认知变化，不断放弃陈腐观念，勇于自我革新，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显示出这代知识分子心底的坦荡无私。

那时的知识分子如此多变，也和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关。

正如李鸿章所言，当时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领域都经历着大动荡、大变化。而被裹挟其中的知识分子，也随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自我调适，表现出来的主张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大变局中，心怀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投身其中，也和时代有关。

在大变局到来之前，中国思想界已经陷入困境。晚清时代，宋明理学已走到末路，死板僵化的八股文，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知识分子被逼进了训诂考据的狭窄角落。这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正陷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立即放弃了陈腐学术，涌向来自西方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并借之寻求救国之道。

梁启超就是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面对种种学说，如饥似渴地吸收，畅快淋漓地表达。而对各种学说，他们也有接触和认知过程，并随着局势变化，他们的主张也在变化。因此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张，吐故纳新的特征十分明显。

但“变”与“不变”始终同在。正如梁启超所说，他变的是思想认知，爱国、救国的理想与追求始终没变。也正是因为内心追求没变，其外化的思想和主张才要因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

近代仁人志士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境界，对后人来说，是留存至今、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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