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漫画/杜卉

隋代开始，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员便不断影响惠州儒学风气，至唐宋则为兴盛期。在他们的推助下，惠州文化教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到了南宋，惠州书院讲学之风兴起，人才辈出。以理学家罗从彦为首的名儒们在罗浮、西湖的书院讲学，在岭南播下了宋代理学的首批思想种子，为开启惠州文化教育一代新风立下大功。明朝杨起元有言：“尧封禹服原千古，风气人文又一番。”至此，惠州这一座“梁化旧邦”的衣冠文物已几乎与中原无异。

岭南儒学兴起不晚于西汉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各级官办学校是传播儒家文化，培养国家管治人才的主要教育机构。岭南教育与中原相比发展较晚，何时开始兴办学校尚难确定。但至迟在西汉后期，儒家文化已在岭南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岭南士子积极进取，跻身封建官宦集团，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社会的汉化过程，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惠州地处粤东，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开发较之粤中相对迟缓。加上入隋之前惠州行政隶属和郡县废置迁变频繁，相关史籍失缺纷乱，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直至隋代才有官员在惠州兴办学校、推行儒家教育，隋文帝重臣柳机之弟、龙川太守柳旦正是始作俑者。

据《隋书·柳机传》载，当时郡中“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柳）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隋炀）帝闻而善之。”这是史籍中关于惠州官府兴办儒学以教化社会、改变民风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后，唐宋两代都有大批官员在惠州兴文助教，开始了儒家文化在惠州传播的新篇章。

晚唐时本土进士显著增加

隋唐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两汉举孝廉，两晋重门第”。至隋朝，开始用考试的方法取士，以考卷为标准，重视真才实学，不再考虑出身门第和德声名望，开创了一条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新路。唐承隋制，增设秀才、明经诸科而仍以进士科为重。

唐太宗重振儒术之后，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员，大都是重儒崇教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肩负着用儒家学说治教一方百姓的政治责任，也有力地提振了惠州儒学教育的水平。

据有关学者统计，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全国进士总数为713人，而从唐长庆四年（824年）到乾符四年（877年）约五十年间，惠州就有三人考中进士，即韦昌明、郑隐和张昭远，其中韦昌明所作《越王井记》是现存最早的惠州文章。

这3名进士，虽然仅占同期全国进士总数的0.42％，如果以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仍不算很落后。就广东地区而言，唐代中进士者38人，惠州3人，占7.89％，亦远高于全省25州的平均水平。若与自身作纵向比较，更是零的突破，很有象征意义。

宋代官学遍布人才辈出

唐末，黄巢入粤攻掠潮、循二州，唐王朝丧失了对岭南的管治权，群雄争粤，南汉最终获胜。起初，南汉政权重视儒教，按唐制设学校、立科举，躲避战乱的中州人士争相迁至岭南；然而，南汉内部很快陷入斗争，政权暴虐，文化教育乏善可陈，所幸时间不长。宋开宝四年（971年），赵匡胤平南汉，惠州地区归入宋朝版图，文气始兴。

宋代重文轻武、以文制军，朝廷重用儒臣，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当时普遍采用的儒学开蒙教材《神童诗》中的第一首诗即毫不掩饰地宣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获得统治阶级进一步的确认，而科举考试制度也更趋完善。

各州县都设有儒学，委任学官主管地方教育，特别是经过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学校之设遍天下”；合并简化考试科目，以三年一试为定制，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殿试的方式把省试合格的考生变为“天子门生”，提高进士的政治地位；扩大取士名额，只要通过殿试，不管合格与否，全部录取安排官职以广纳人才。

到南宋，广东全部州学、过半县学相继创立。惠州1州5县（含龙川）先后兴办州学1所，县学3所。陈尧佐、苏东坡、唐庚、刘克庄、杨万里、李纲、文天祥等一批优秀的官员、学者、诗人相继踏足惠州，更令惠州“风气人文又一番”。

儒学的兴办，改变了唐代和宋初偏重科举考试而忽视学校教育导致的人才不振。据清光绪《惠州府志·选举表》统计，宋代惠州各县录取进士54人，诸科13人。其中，归善为州治之所，亦为州学所在地，全县至宋室南渡前后共考取进士6人，都是出身于府（州）学，可见官学在惠州儒学教育中已发挥重大的作用。进士留正更是官至右丞相，历孝、光、宁宗三朝，被孝宗称为“真宰相”，是宋代惠州儒学代表者。

有学者指出：“宋代广东共有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较多的就是广州、惠州。”

朱熹的师祖曾在惠州办书院

宋代地方官对中央政权文教大政策往往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大都能把恢复和兴办学校作为振兴一方的重要政务，这是惠州文化教育在宋代获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嘉靖丙辰《惠州府志》中就有大量宋代各级官员在惠州兴学的记载，最早在惠州兴办书院的罗从彦（博罗县薄）、赵汝驭、刘克刚（均为惠州知州）等，均是任职惠州的朝廷命官。

这批惠州地方官员以振兴地方文教为己任，或募集资金创辟书院，或择地开基兴建学校，或揀选贤能以充师儒，或亲主教席训守诸生，为惠州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钓鳌书院的始创者罗从彦，在讲学途中病死于客舍，竟因家贫而数年不得归葬；又如惠州知州刘克刚，始创丰湖书院，在病重将死前夕仍记挂着书院的发展，把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叫到床前，再捐羡钱千缗以增建学舍。他们以身垂范，为发展惠州文化教育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除官学外，南宋惠州大兴书院，设席讲学者亦多为名儒硕学，如钓鳌书院的罗从彦“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士之游其门者甚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是他的再传弟子。讲学于张留书院的留正和张宋卿，也是德才兼备、位致通显的栋梁之材。这些优良的师资，是惠州文化教育在宋代获得长足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文脉历程】

“最好的地方”都用来办学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唐宋时期的惠州万象更新，文化教育的表现最为突出。那么，千年之后的本地专家、学者、文化人怎么看唐宋时期惠州儒家文化的兴盛？

中原文气育出本土文人

“从隋唐开始，惠州开始崇文重教，文人逐渐从‘进口’转向‘自产’。”原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惠州本地著名画家黄澄钦表示，惠州的教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开始时，惠州先后迎来了数百位来自中原的官员、文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苏轼。他们留下了大量歌咏惠州、歌咏西湖的诗篇，苏轼用诗文让人们认识了惠州。这一阶段，姑且称为“进口”文人阶段。

黄澄钦表示，这些外来的文人在寓惠后，纷纷将中原儒家文化的礼乐衣冠一并传授给惠州本土读书人，逐渐将当时岭南地区的所谓“化外之人”汉化。历代州官重视“山水有助于人文”的辩证关系，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办官学、书院。比如周敦颐后人在西湖玄妙观旁办天泉书院，伊秉绥设无碍山房。渐渐的，受到教化的本土惠州人也崇文重教，尚书、御史、文人墨客纷纷涌现，官学里也开始出现有水平的本地教师。

经济发展推动文教兴盛

自此，惠州成为岭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衣冠风物甚至可以与中原媲美。“晚清人许寿田说‘此湖此水不深浅，招鹤放鹤成古今’，这是最准确的定论，鹤就是人才。”黄澄钦表示，惠州素有“地灵人杰”之说，实际上二者是互换效应。唐宋之前，惠州不算太开化，灵在能容“人杰”，可称为“地灵人杰”；唐宋以后，此地人杰辈出，便产生“人杰地灵”之效，甚至有“天下不敢小惠州”之说。

事实上，除了文化教育，此时的惠州万象更新，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此时大约正是惠州正式得名之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的表现以文化最为突出。”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文史学者何志成介绍，唐代惠州地区只出了3名进士，而宋代和明代分别出了54名和45名进士，说明千年前的这个节点，GDP迅速增长的惠州开始大力发展教育，兴建官学、书院，对惠州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宾兴馆特设唐宋儒学展

“可惜的是，目前惠州并未发现唐宋时期的儒学相关文物遗存。”惠州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介绍，虽然唐宋时惠州儒学就已相当兴盛，但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文物材质不便于保存，目前惠州并未发现该时代的相关文物。

据钟雪平介绍，此前，惠州市博物馆在筹建古代科举制度陈列馆（宾兴馆）时曾向全市征集文物，数月时间只征集到部分清代、民国时的文物，像几个参加考试所用的篮子，甚至无法判断是否是惠州本地产物。

目前，城内现存最早的儒学相关文物均是清代文物，如清代广东才子宋湘为丰湖书院撰写的石刻名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等。“如果市民想了解唐宋时期的惠州儒学发展，可到古代科举制度陈列馆参观。” 钟雪平说。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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