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丝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面对难以捉摸的自然，是极为渺小的。据考证，中国从商代到今天，有文字记录的重大疫情共有数百次。《清稗类钞》就记有清末两次传染病发生和蔓延的过程，其规模及造成的损失，不亚于战争。

同治初年（1862年），云南兵戈扰攘，死于动乱的人不计其数，许多城镇毁于兵火，沦为废墟，大量田地被抛荒。及至局势平定，之前逃难的人陆续回到家乡，把遍地的尸骨草草收殓掩埋，便开始恢复生产。由于没有经过必要的消毒措施，卫生状况恶劣，导致鼠疫暴发。一开始是老鼠大量死亡，由于死鼠多隐匿在屋子的夹壁或天花板上，人们只闻到臭味，却不知道污染源在哪里。等到人被感染后，身上会肿起红色的硬块，一经触碰即极为疼痛，继而发高烧、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不少人被感染当天就死了，勉强捱到第二天的，也在昏迷中死亡。

此时乡村的卫生医疗体系早已被破坏殆尽，人们不知道鼠疫的发病原理，以为病人身上的疼痛性肿块，就是致死的病灶。为了救人，有人自行动手术，把病人身上的肿块用利刃剜掉。这样一来，更多人在未经保护的接触中被感染。随着有病人被送到城里治疗，疫情又在城市蔓延开来，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能够凭借自身免疫力逃过一劫的，千中无一。不少染上鼠疫的人家，都惨遭灭门之祸，甚至不乏整村的村民都全部死亡的例子。省城昆明当时有数万居民，其中半数染病死亡。

面对如此恐怖的疫疠，官府也束手无策，只能被动隔离——只要有一人被传染，左右四邻十几户人家，就必须全部迁移疏散，与传染源断绝接触。病人的亲属也必须在家中闭门不出，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由于云南地处边陲，当时又受交通所限，人员流动性不大，故疫情相对集中，没有往其他地区扩散，但是这场持续一年多的鼠疫，最后仍以死亡超过十万人的惨痛代价结束。

清末上海开埠后，各国洋商在沪开办银行和商号，很快就成为金融贸易中心，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数倍于往时。由于时人还没有养成讲究卫生的生活习惯，便溺常随处倾倒，被污染的水源，又被制成汽水、冰淇淋和各种食品饮料，供人消费。另外，各种酒楼、茶馆、剧院、风月场所，也总是人满为患。这些场所的空间多密不透风，空气流动性差，在炎热的夏季里，食物很容易腐败或被细菌污染。还有一些人为了避暑，夏日晚上前往郊外，在搭建的芦苇棚子、草亭里享受自然凉风，通宵达旦作乐。乡野的苍蝇、蟑螂也成了传播疾病的中介，人接触被污染的物品后没有及时洗手，又直接用手取食，导致痢疾大规模流行。

染上痢疾的人先是肚子痛，随即腹泻下痢，有时一天要跑几十趟厕所，症状严重者会便血，最后虚脱而死。因当时还没有有效的抗菌药物可以对症治疗，感染者十死其九，死亡率非常高。官府也没有专职的检疫防疫人员，拿不出太好的应对办法，只能让人们被动预防，以时间对冲疫情的蔓延和影响。由于没有留下明确的统计数字，无法断定在这次大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但整个过程被记录到《清稗类钞》里，也足见事态之严重。

疫疠是人与自然界的战争，乃以一种极为暴烈的方式，提醒人们对于世间万物，须怀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同时，人在疫情面前，则须建立起信心。因为有了信心，就能够助人宣泄不安的情绪，抚慰心底的创伤，获得战胜困难的精神动力。就像加缪《鼠疫》里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至于吞噬人心。”

来源 |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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