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施沛霖
通讯员 陈绮雯

吉语表达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祈盼。古人云，“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从古到今，吉祥文化无处不在。考古发现，“万岁”、“富贵”、“大吉”等现代人们常用的吉语，原来竟有2000多年的历史！秦汉以后，“万岁”就开始成为流行的吉庆词语；东汉时代的吉庆语出现在铜镜和砖铭上，常见有“利后安乐”“万岁富昌”等；三国时代有“富贵”“大吉未英”“吉羊（祥）”……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曾出土“万岁”篆书瓦当，创岭南地区建筑瓦当先河。吉语类拓片就印证了这些丰富而有趣的历史。

拓片，是指将碑文石刻、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的文字、图案拓下来的纸片。染料多用墨汁，纸料常选宣纸和缣纸，是一门古老的传统技艺。

明末清初以来，如黄宗羲、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以务实的态度、严谨的方式，一改宋、明以来疏空的学风，把学术的目光投向碑版砖瓦，遂开启了乾、嘉以后朴学兴起的端倪。在朴学风气熏染之下，文人学者注重金石文献材料收集以印证和解决经史研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古砖古瓦便成为与文献资料相互补证的材料，即具有证史谬、补史阙的作用，于是藏砖作拓之风随之渐起并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

拓片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实物依据。由于金石原器不能完好地保存传世，故而这些器物的初期拓本尤显珍贵。不少金石藏家一生钟爱收藏古砖古瓦及其拓片，吉语类拓片便是其中颇值得研究把玩的一类藏品。

庚子年初春，走近金石拓片收藏，尤其是吉语类拓片的收藏，将令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的吉祥文化，是如何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

受访嘉宾

胡建
南越王宫博物馆，研究馆员。曾任教于山西大学考古专业。2002年8月至2018年3月，就职于广州市南越王宫博物馆，从事考古和文物陈列研究工作。参编学术著作和教材有《华夏文明研究》《中国文物地图集》《文物与考古基础知识》《南越国宫署遗址》等书籍，先后在《考古》《文物季刊》《广州文博》等学术期刊和研讨论集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黎旭

从事传统金石文化研究和教育工作多年，对我国历代古砖文化有专门研究，编著了《古砖经眼录》等金石文化专著。当前正负责国家“十三五”计划中的《中国砖铭全集》的主编工作。近年先后向海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机构团体无偿捐赠了大量古砖实物和拓片。

羊城晚报记者：中国的吉祥文化由来已久，吉语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胡建：现在是庚子年农历二月，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唐代诗人韩愈的 《与孟东野书》称：“春且尽，时气向热，惟侍奉吉庆。”古至今来，人们期待春天的季节给社会带来吉庆，“吉羊”与“吉祥” 是同义词。汉代，人们习惯将“大吉羊”的吉语刻铸在器物上，配以羊纹图像，以求生活吉祥、事事如意。

汉代以后的建筑材料瓦当、砖面上，出现了线条简练吉语文字。考古发掘的汉代宫殿和帝陵的建筑上皆有许多的文字瓦当，主要有“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传富昌当”“延寿万岁”及云纹瓦当，都是西汉晚期帝陵建筑所用吉语瓦当。汉瓦当制作巧思，文字屈曲变化，文词工丽，开时代之风气，为后人所推崇。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了“万岁”篆书瓦当，创岭南地区建筑瓦当先河，为南越国历史提供了详实的物证。 

考古发现的历代钟鼎铭文中已有“万年无疆”的字样，《诗经》中最先出现“万年”，还有“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眉寿无疆”等句，这仅是一种行文款式和常用的祝福语。秦汉以后，“万岁”开始成为一个较为流行的吉庆词语。东汉时代的吉庆语出现在铜镜和砖铭上，常见有“利后安乐”“万岁富昌” “仁寿和百万”和“万世长乐”等。三国时代有“富贵”“大吉未英”“吉羊”等。西晋时代的有“宜子保孙” ,“皆寿百年”等。东晋时代有“利子孙”“安寿万年”。吉祥语在东晋以前出现频率相当高，及至刘宋以后则有纪年和事迹语句，简洁的吉语就难觅踪迹了。

黎旭：我国古代金石器物上的铭文是“物勒工名”制度的产物，用于记事、纪年和相关人物，而且多会用一些吉祥语句作结语，如传世商周青铜器铭文。东周秦汉开始出现单独以吉语作为内容的器物，包括砖瓦陶类器物。

这是古人对美好生活愿望的一种祈盼，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有哪位金石藏家的古砖瓦拓片令您印象深刻？吉祥语拓本有什么特色？

胡建：精诚所至拍卖公司去年曾举办过“南越文存拓片展”，展出了何遂先生(1888～1968年)旧藏古砖瓦拓片138张，其中包括吴昌硕、徐绍桢、邹安等诗题墨迹、带有纪年的古代砖瓦拓片、与广东地区相关的砖瓦拓片、花纹砖拓片等。部分拓片曾由多位民国金石藏家收藏，当中还有名人手拓拓片等，其中的吉语文字弥足珍贵。何遂一生酷爱书画、文物，年轻时喜爱收藏，斋号“绘园”，后人称“绘园古物”，藏品尤以瓦类最为可观。据《绘园藏瓦》所述，辛未（1931年），他居北平收陈簠斋藏瓦全拓约千只。何遂先生的《古瓦当文存》计130余份拓片，曾于1927年夏五月请吴昌硕先生题签：吴昌硕另纸为何遂题“古瓦当” 三个篆书，并题三绝句。

何遂所藏的吉祥语拓本，有“万岁”瓦拓片、“富贵”瓦拓片 、“大吉、常宜侯王”砖拓片、“宜寿考万年”砖砚拓片、“长乐强寿”砖拓片等。

何遂先生还有十一份“永嘉”年间反映广州历史拓本，尤其珍贵。藏品中数片有纪年的铭文，分别为永嘉五年（311年）、六年（312年）和七年（313年）的连续纪年，以及在地域的“九州”、“广州”名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辟除不祥”、“ 皆宜孙子”和“富且寿考”，极大地丰富了西晋年间岭南地区使用的吉庆用语。永嘉之乱期间的岭南地区，相对不受战乱、荒灾的影响。广州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使人民处于“平且康”的社会状态之中。

何遂所藏这批拓本多数为极其薄软的连史纸精拓而成，拓工精美，墨色润泽，文字和图案清晰疏朗，极具收藏及观赏价值。何遂收藏的大量古文物和图书，曾先后全部分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

羊晚报晚报记者：拓片尤其是吉语类拓片的收藏价值何在？

吉语类的拓本除了学术意义外，更为士大夫所喜好，他们往往会补写一些相关书画作为收藏传世。

收藏是以文化为主要基础，历史上每个繁荣盛世，文化含量越高的收藏品其价值也越高。吉语类金石（含砖瓦）器物拓本集文物和文化于一身，又兼有吉祥寓意，其收藏意义更为特出。

这些情况均可在史料记录中得以证实，如宋朝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以及洪适等人都是热衷于斯，清朝乾嘉时期尤为鼎盛，参与者无不是当时巨宦硕儒。我们可以在清末陈介祺、罗振玉、吴昌硕等人的札记中找到当时成交记录，拓片都比同档次书画藏品高。

羊晚报晚报记者：近年哪些种类的拓片藏品在市场上较受关注？

胡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拍卖公司非常重视碑帖拍卖，有“黑老虎”之称的碑帖拓片近年成为艺术投资的炙热品。

在1994~1995年间，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的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投资20多万美元，拍得四卷《淳化阁帖》；2003年，上海博物馆出资450万美元，从安思远手中买回四卷《淳化阁帖》，而当时日本人的出价是1100万美元。9年时间增值了15倍。

2012年西泠印社秋拍，宋拓本《北魏王子晋碑》以304.75万元成交。郭沫若等题跋的碑帖拓本《汉莱子侯刻石拓片》，在2016年广东崇正春季拍卖会上拍出了2017万元的高价。宋代拓片《九成宫醴泉铭》册页，在2016年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上以1725万元成交。

最令人瞩目的是，2018 年秋季拍卖会北京嘉德拍出含佣金1.9亿多元的高价，创造了金石碑贴拍卖的世界纪录。

清三希堂法帖四函三十二册御刻三希堂法帖释文六册，广州精诚所至拍卖会2018 年春季拍卖会成交价51万元。启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2019 年秋季拍卖会北京嘉德以2932.5 万元成交。碑帖拓片的市场价格翻了近40倍，使得碑帖拓片进一步引起市场关注。

羊城晚报记者：现时拓片的价位是否反映出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胡建：即便金石拓片价格节节高升，迄今处于艺术品市场的价格洼地。晚清以来，钟鼎彝器拓片的岁朝清供图非常盛行，并配以诗文，形成了典型的文人画画风，具有吉祥富贵的题材，受到文人墨客的广泛喜爱。“岁朝清供图”内涵丰富，包括了金石、插画、古器、盆景、水果、文房用品等文雅物品。周毛公鼎、六名家题跋本，2016 年秋季拍卖会北京嘉德成交价1138.5 万元。汉高君、阳遂陶罂全形拓陈半丁添梅菊，王福厂、马叙伦题，广州精诚所至2017 年秋季拍卖会成交价51.75 万元。吴湖帆、潘静淑、齐侯壶拓片补玉兰，2018 年春季拍卖会北京中贸圣佳以1150 万元成交。

然而，论其拓片价位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与当代书画的价位比较，还是初级价位。因为金石拓片的文化含量很高，理解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如经过清末陈介祺、罗振玉、吴昌硕等人著录和收藏的拓片都应该比同档次书画藏品高，还有众多流传有序的拓片也几乎没有被炒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拓片的收藏价值也将越来越大。

【拓片知多少】

 “正经补史”话拓片

 文/胡建

中国古代钟鼎彝器上的铭文习惯称“金文”，出土和传世商周青铜器铭文常用于记事、纪年和相关人物事件，结语部分多用一些吉祥语句来表述。秦汉以来，青铜器物铭刻职官、工匠的姓名等，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制度的密切相关。汉魏六朝以来，为了能够把石经的文字保存下来，使用了一种传拓技法，它是将纸覆盖在有凹凸文字上，采用墨拓手段，原大的字体拓印在纸上，与现代的复印设备类似。唐代逐扩大墨拓文字范围，渐至宋代金石学盛行，青铜器物铭文和碑刻都纳入墨拓之内。明代到了清代晚期，拓本技法更加娴熟，应用到陶瓦器、印章封泥、甲骨、古钱币等器物，涉及文字、图形、纹饰等内容。

拓片的原始资料可以分为钟鼎、墓碑志铭拓片两部分，即是探讨古代历史的原始资料，也是考古学多个领域研究的信息。考史学者通过研究留存下来的拓片，可以掌握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拓片资料可以补充传世文献不足，还可以订正说误，有“正经补史”的作用。拓片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融合了原石的风韵和历史的沧桑感，还透出了独特的古代绘画和书法艺术美感。拓片是文物研究的重要信息资料，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残损的文物来说，一张拓片本身就是一件无法再复制的文物。国内现存较早较稀有的唐、宋、明原始拓本，更是珍贵的稀世珍本。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之后，碑帖拓片收藏风行一时。宋代欧阳修开拓片收藏研究之先河，编写了《集古录》，著录收藏碑帖珍贵拓本上千卷。赵明诚与妻子李清照一生嗜好金石彝器收藏，辑有《金石录》传世。明清及民国进入收藏之高潮，文人雅士对碑帖拓本追逐不舍，收藏拓片大家辈出，参与者无不是当时巨宦硕儒。代表人物有董其昌、赵崡、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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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由精诚所至、中国嘉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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