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均为符春晓藏品)
它饱含岁月沧桑感,它具有不可再造性,它蕴含着丰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是我们的精神坐标、红色基因的承载物……红色文献在收藏领域是一个意义独特的存在。
它们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革命历程。一件件镌刻着历史足迹的红色文献,能唤醒尘封已久的岁月记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并从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
纵观当代收藏现象,不难发现,人们对历史的追寻、对文化与艺术的欣赏,对逝去时光的无限眷恋,是点燃收藏热情的导火索。而收藏红色文献的藏家,却在一张张泛黄的旧手稿、陈旧的书信布告和尘封的书报刊物之中,寻找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收藏市场中,红色收藏一直是比较活跃的门类,近年更备受收藏界和学术界的关注。2019年11月底,由井冈山市人民政府和江西省集邮协会等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江西省集邮巡展(井冈山站)》展览中,曾公开展出过一批由著名红色文献收藏家符春晓珍藏的红色文献,引发了不少学术探讨。
如何从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入手,深刻理解红色文献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我们请来相关专家,为读者一一分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受访嘉宾↓
符春晓
四川达州人,旅居广州45年,收集研究苏区文化藏品50年,包括苏维埃时期的政府文件、邮票、信札、实物等,对毛泽东苏区时期文物如诗词、布告、信札、文稿有强烈的研究收藏热情。曾任《广州集邮》杂志、香港《中华集邮杂志》主编。
钟浩天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海外安防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广东叶剑英研究会顾问,红色文献收藏家。
壹|红色文献: 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羊城派:您认为保护、挖掘、研究和传承红色文献,在当下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符春晓:保护、挖掘、研究和传承红色文献特别是中华苏维埃时期和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文献,意义非凡。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党的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页,是一部丰富生动的科教书,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思考我们是从哪里出发和为什么出发,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地前进。”
无论是苏区邮票抑或红色文献都是国家的精神坐标,是民族的不朽脊梁,是革命志士用鲜血谱写的地动山摇的壮歌,是不忘初心的体现。
钟浩天:传承红色文化就是传承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它们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红色文献像毛主席真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布告,还有传记、刊物等,现在看都令人奋发、催人泪下,令人回忆起峥嵘的年代、光辉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文献将为当代年轻人带来更多的教育与启迪。
羊城派:作为革命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的红色文献,近年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收藏界的红色新宠。您认为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符春晓:从学术上讲,例如项英为伤残红军战士兑换国币的简函、黄公略的布告草稿,还是《红遍全世界》邮票发行公告,它们之所以珍贵,体现在这些文献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军事割据和一个新型国家为实现宗旨所进行的革命行动,这几份文献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其党史价值、邮史价值、文物价值无可取代,具唯一性和政治性,是研究、宣传不忘初心的教材史证。
近20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红色文献交易市场,一些真实的、权威的、来源清晰的文献,小品种价值十几万元,大品种价值三五百万元不等,这说明了我党早期文献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收藏市场上,价值与地位都是极高的。
钟浩天:对这些红色文献的研究和解读,能令我们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当年是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何敢于推翻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新世界。除了更好地理解这段光辉历程,红色文献也对历史起到印证和补缺的作用。
对于热爱收藏红色文献的藏家来说,更多的是收藏一种情怀,一种信仰。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红色文献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对于我来说,更注重的是红色文献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而非市场价值。
貮|收藏升温 存世量少,尤显珍贵
羊城派:红色文献主要分哪几个历史阶段?近年在学术界和收藏界,备受关注的红色文献有哪些品类?
符春晓:在我国的红色文献应包括五四运动前后、建党初期以及建军、井冈山、苏维埃、延安、西柏坡、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形成和遗留下来的纸质、布质等文字,小自红军战士的家信,大至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书法墨宝,均属红色文献之列。
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是我党局部执政的时期,形成了较多的纸质文件、信札、宣传品、民间文化品、党内外文件、课本等,但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火太惨烈,一些重要文笔书信也无法在战火中留传,如项英、邓小平、黄公略等中央领导人的文史资料很难收集,书籍、邮票、报纸是公开发行,则数量较为庞大。
这次选择刊出的藏品均是具有唯一性的珍贵文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江西省集邮巡展(井冈山站)》等多个展览中均公开展出过。
钟浩天:狭义的红色文献是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间,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出版物以及领导人真迹、信札等。具体历史时期包括红船时期、井冈山时期、苏区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但我认为解放初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献和相关藏品如粮票、邮票、毛泽东像章等,也应归属于红色收藏范围内,这类藏品也是收藏者众。
羊城派:近年在收藏界和拍卖界,红色文献收藏是否在持续升温?
钟浩天:由于红色文献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不少收藏家的关注。国外的收藏家对于中国这一历史时期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红色文献有强烈的收藏兴趣。但由于经历长期战争,早期的红色文献存世少,收藏难度大,尤显珍贵。
符春晓:近年来国内外拍卖市场有过多种中国红色文献的拍卖记录。2013年11月,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一封手递公函封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的邮品钱币专场中以人民币655多万元成交。这也是毛泽东毛笔字迹首次上拍。国内外多家拍卖公司也开辟了红色文献的拍卖专场。我认为流通可以促进发掘和研究,对红色文献流传有促进作用。
红色收藏一直是收藏市场中比较活跃的门类。由于历史时间接近、群众基础深厚以及红色收藏品具有的特殊年代情怀,近年人民群众及收藏家对此热情甚高。
叁|藏品精选
A. 《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内容》↓
黄公略219字布告草稿,是黄公略亲自执笔拟稿的红三军司令部布告真迹原件,保留至今,十分珍贵。井冈山时期红军各部流行用布告形式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如1929年1月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政治部布告等。
黄公略原名黄礎,1898年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桂花乡,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毕业,1928年7月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了平江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930年7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组合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虽为黄公略亲笔书写,但其纲领和宗旨均是向毛泽东学习而得。布告中“保护商人邮政”是红军重视邮政的政策宣示。
黄公略是红军时期的重要将领,毛泽东1930年写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的“偏师借重黄公略”,足见毛泽东对黄公略的器重和欣赏。
黄公略于1931年9月15日行军途中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毛泽东曾为他亲写挽联,高度评价他光辉的一生。(符春晓)
B. 一封没有兑付成功的项英亲笔信↓
这是一封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副主席项英(主席为毛泽东)1934年11月写给红军伤残军人曾素贤关于兑换国币的亲笔信。信封面16字封背44字,由项英签名,加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大印印章。
依照苏维埃政策,红军伤残人士受到特殊照顾,所以曾素贤向项英申请了用军区供应票兑换国币的要求,项英体恤伤员,向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财政部写了便信,由于战事激烈,在落款上只写了11月无法确定具体日期。国民党军1934年11月10日占领瑞金,曾素贤无法去兴国兑换两张供给票(一张5元,一张1元),在战火中遗失一张(1元),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了五元一张(见下图)和项英亲笔信,此两件红色文物当年虽未兑现,85年后市值上升以万倍计,项英亲笔留存极少,极其珍贵。(符春晓)
C. 首次发现的《毛泽覃亲笔手书苏区实寄封》↓
这是一枚首次发现的毛泽覃(字润菊)(1905—1935年)亲笔手书致周高潮(1903—1932年)的赣西南苏区实寄封。
经考证,此信封为时任赣西南特委中路行委直属党部书记毛泽覃1932年8月9日于公略县所属东固区淘金乡寄给驻吉安县永阳时任西路行委书记周高潮的一封快信。
按当时赤色邮政规定,党政机关之间公函须贴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寄递,而此封竟未贴邮票却走完全程,实属特例,尤其是这个“赣西南省赤色邮务总局检查之章”又是首次亮相。
此封完整,背贴封条,所盖戳章自然清晰。估计因党务紧急重要,又是直属党部书记急件,所以东固分局直送省总局查验后再交纯化分局送达。这是当年苏区赤色邮政在战争环境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的生动事例。(王华新)
D. “湘赣省赤色邮务总局红遍全球红棕色叁分六方连新票” 《发行通告》↓
这是一张”湘赣省赤色邮务总局‘红遍全球’邮票发行公告“。翻印的这一《通告》虽是油印,但字迹、附图和局印章十分清晰,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早和唯一的一张苏区邮票发行公告。通告的发现,不但更正了《中国邮票史》中把这一邮票命名为“红棕色五星图”的错误,应更正为“红遍全球”图。
更重要的是揭开了中国解放区邮票中首枚小全张——“湘赣省纪念伟大的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小全张(见题图)的来历和发行时间。以前当此小全张出现时,有人甚至认为是臆造品。它是为“拥援苏维埃政权共贺第三国际万岁”而发行的。这一史实的披露把我国首枚解放区邮票小全张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5年(以前认为是1947年7月7日发行的“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小全张)。 (王华新)
E. 《中华湘赣边省总局通讯员证》↓
这张新发现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华湘赣边省总局通讯员证》,下部从右向左印有:“巩固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央政府”,这是继上世纪30年代首次面世的湘赣边省赤色邮票实寄封和“中华赤色邮政总局”1931年9月15日印制的《赤色邮务须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发现的《中华赤色邮政湘赣边省总局快邮代电证》和刘娥姬女士捐赠的缎质《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局牌后,再发现的一件带“边省”字样的物证。
这再次证实了二十余年前我提出并论证过的观点:“中华赤色邮政湘赣边省总局也就是湘赣省总局前期的名称”,进一步揭开了湘赣边省赤色邮票与湘赣省邮政总局名称不统一的秘密。(王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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