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趁香港街头日渐平息，小仙走访了香港几个大型公屋（廉租房）屋邨——超过200万香港市民居住在公屋，是1/3港人的栖息地。

这里聚集着他们的荣辱与梦想，这里关联着普通平凡港人的柴米油盐，这里承载着几代香港人的回忆。

要知道，香港，不止是中环的金领、铜锣湾的霓虹、尖沙咀的星光大道、弥敦道的名店；纸醉金迷的另外一面，是挤逼的公屋和压抑的唐楼。

折叠城市，这样的香港，才是真实的香港。

了解这些，才能对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以及如何纾解这些社会矛盾，有更深刻的认识。

公屋起缘

香港的公屋体系已存在近70年。

它的缘起，来自一段悲惨往事。

1953年，圣诞夜。

深水埗的寮屋亮起灯光。全木质的寮屋互相勾连，密密匝匝地住着大量逃港难民。晚上9时许，一名制鞋住户在点煤油灯时，火种不慎烧着棉胎及制鞋胶水。大火呼地烧了起来，6个小时后才被扑灭。

这场被写入香港历史的“石硖尾大火”，导致3死多伤，5.3万名灾民无家可归。不过，也点燃了香港发展公屋的火种。

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尽快为灾民提供安身之所，火速在原址附近兴建徙置大厦。此后，政府又在港岛及九龙各处兴建徙置区，以吸引居寮屋居民入住。

自此，公营房屋掀开了香港住房新的一页，也奠定了今天香港的住房政策基础与发展格局。

香港的住房问题，几乎折射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峰阶段的所有矛盾。

令人看不明白的是，回归22年来，一方面有声音批评特区政府推地过慢；另一方面，港府提出了大量解决矛盾的方案，推出各种土地开发计划，几乎每次都会遭遇反对和抗议。以新界东北为例，开发一拖就是近20年。

2014年，已经完成了三个阶段咨询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因为立法会审议工程拨款时，遭到数百抗议人士冲击。

他们在反对什么？后文我们会略有涉及。

公屋见闻

彩虹地铁站，因彩虹邨而得名。

出地铁站，步行2-3分钟，彩虹邨就出现在眼前。这是香港首批永久性公屋邨之一，始建于1964年，目前住着大约7000多户人家。因为设计独特，彩虹邨荣获了香港首个建筑奖项——1965年香港建筑师学会银牌奖。

接近60年历史的建筑，今天看来，依然有它人性化设计之处：停车场上方的平台，建成了几个篮球场，提供了比较大的公共空间。8幢20层高层建筑与3幢7层相连式低层住宅，组成一个大大的合围组团，邨内学校、邮局、街市、巴士站一应俱全。

然而，这里始终只是廉租房。

20层高的楼，据说直到1990年才安装电梯。一层楼40个单位，走进去后，五六十米的走廊居中贯穿，感觉更像学生宿舍或者工厂宿舍。即使铁门紧闭，个人的隐私空间也很难不被打扰。

随机与一位在楼下晒太阳的老人家攀谈，得知他姓钟，现已97岁，祖籍广州，抗战后随父母一同来港。自言抗战前生活在海珠区晓港路某号，80年前的地址还能脱口而出。

钟伯一人独居。早年曾当建筑工人，如今领综援（相当于低保），每月扣除公屋租金、水电等，到手3600元。老人家腿脚有些不便，每天坚持步行一小时去长者饭堂吃饭。

钟伯在此邨居住超过40年，看着香港经济起飞、回归、金融危机。他随身的袋子里装着当天的报纸，对发生了什么事清楚得很：“后生仔不好好读书，还在街上烧活人。现在是香港人打香港人，左手打右手，我活了快一百岁，没见过。”他摇头感叹。

据说，彩虹邨近三成居民，家庭月收入不足2万元港币。他们是香港的底层市民，然而能住进这样一个“水泥匣子”，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运。

因为，如今申请公屋，平均排期已经在5年开外了。

在另外一个堪称公屋典范的乙明邨，我恰好遇到前来续约的田女士（化名）和她母亲。她在一家水果档卖水果，父亲早年是建筑工人，现瘫痪在家，一家三口住一套24平方米的小户型，租金接近2000元。

一旦申请到了公屋，续约手续十分简单，田女士和母亲交了一家三口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给工作人员复核，再把之前的水电费700多元补交齐，就可以了。

面积虽小，但胜在有价格优势，“比租私人屋苑要好得多，至少不用担心突然涨租，也不用睇人面色”。

乙明邨是1980年代港英政府在沙田填海造地兴建的公屋，是全港第一个增设保安大闸、第二个设有游泳池的公屋邨，全邨大部分单位设有浴缸，在那个年代的出租屋邨可谓十分先进和罕见。

因为季节原因，我去时泳池已关闭，未能一睹“豪宅标配”。

可以看出，这里公共设施齐全，交通也十分便利。去东铁车站不过三五分钟步行距离，坐大巴也不过半个多小时，就直达位于闹市的尖沙咀。

香港公屋的设计理念基本都是压缩个人空间，完善公共空间，让房屋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住宅面积很小，但是公共设施极为完备，幼儿园、中小学、菜市场、诊所、餐厅、老人中心等都是“举脚之劳”：

在屋邨内，消费相对低廉，我居然看到了25元两菜一饭的茶餐厅，3.5元一个的大蛋挞，这样的价格在香港实属“街坊价”。

我看到，居民们在这里买菜、聊天、锻炼、接孩子放学，其乐融融；彼此见面招呼寒暄，一团和气；小区窗台上种着花草、晒着腊肠。

可以看得出，这样日常市井的生活，也没有把底层居民做人的尊严榨干，他们还保留着天性中对美与善的追求。

公屋里，有友邻和善的温情，有孩童成长的平实，有香港人追求公平发展的梦想。

这样的香港，远比街头打打杀杀的香港，要真实。

一位外国朋友说，像彩虹邨、乙明邨这样旧的公屋邨，让人们回想起过去那个房价远可承受的时代。公屋有很多都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六十年代，香港转型为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中心，七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

那时，“专制”的港英政府，填海造地，打造公屋，说干就干，从来没有遇到过像特区政府那样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时的阻力。

反对什么？

香港700多万永久居民，有三分之二经济水平处于中产以下。政府研究过，最少再推出40万户居屋，才能满足需求，平息基层人士对现行住房政策的不满，才能平衡畸型房价对年轻一代的慢性“绞杀”。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初生的香港特区政府就展开“新界东北规划及发展研究”，筹划在新界东北的古洞北、粉岭北、打鼓岭、洪水桥等地兴建新市镇。

然而，这一“研究”就是近二十年。

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经济低潮，使得特区政府暂时搁置了新市镇开发方案。

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后，时任特首曾荫权重提此计划，却不断遭到居民及环保组织的反对，这一波反对的潮流更逐渐扩大到教育界和多个政党内部，抗议行动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

他们在反对什么？

有关人士介绍，首先，是环保组织说“不”。

随着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在全世界引起关注，香港环境保护组织的势力也成长得空前强大。他们认为，填海造成海洋生态严重毁灭，而新界东北的开发区域有许多原本是耕作菜田，开发将破坏环境。

香港缺地吗？其实并不很缺。香港目前只开发了总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对比新加坡，开发面积达3/4，填海面积是香港的3至4倍。但新加坡的环保组织在该国运作得就没有香港这么“激进”。由于填海面积大，新加坡人工设施、医院、学校等面积比香港足足多了近一倍。

其次，是政界人士抗议。他们认为，地皮开发背后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官商勾结”。

据了解，新界开发计划筹划已久，大多数开发商都在过去数十年中不断买入并囤积新界各地农民手中的地皮。

政府业权调查文件显示，新界地块有逾130名土地的业主可以拥有自行开发权，的确有大半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型地产财团。

民间组织调查的资料则显示，被规划到新区私人住宅用地的土地，超过20万平方米将落入长江实业、恒基兆业、新鸿基地产、新世界发展等四大开发商手中。甚至一度传出涉及土地开发的政府官员本身名下也持有相关区域的地皮。

这类的新闻无疑使得官民矛盾火上浇油，开发计划引来更多争议。

不能说他们的抗议完全无理，但承受代价的，还是普通市民。

一屋难求

我查询了香港特区政府房屋署网站上公布的《香港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议事备忘录》。

上面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11%申请者的轮候时间为3年或以下（一般为独居长者或有其他特殊困难），89%的申请者（约16200名），轮候时间为3年以上。一般申请者平均要等5.3年，才能住上公屋。

正如下表所示，平均轮候时间在过去数年一直呈上升趋势，由2012年的平均2.7年，到如今的平均5.3年。

这几年，恰好也正是香港社会矛盾日益突显的几年。

我在港这个月，行政长官公布了2019年的《施政报告》，其中相当部分聚焦土地供应和房屋政策，包括：

——加快规划，运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三类私人土地，发展公营房屋及“首次置业”；

——放宽由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为首次置业人士提供九成按揭保险的楼价上限，由400万元提升至800万元；

——预留50亿元，大幅增加过渡性房屋项目，未来3年合共提供10,000个单位；

——提供3300个青年宿舍宿位，并放宽现行要求，容许租户递交或保留其个人公屋申请，在配额及计分制下继续累积分数；

……

看得出政府释放的善意，还有背有的焦急。

现在上街的香港孩子们总说“没有未来”，但没有谁的未来可以通过打砸抢烧获得。这绝不应被文明社会所容忍，更不可能是社会的发展趋势。

不过，无论如何，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诉求必须得到重视。

因为，所有关于自由、民主的呼声，背后始终离不开对安居乐业的渴求。

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谁都无法判断，就像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生病、受伤，被人烧伤的李伯、被人砸死的罗伯，都是公屋居民，他们被卷入这场风波，成为“代价”。

彩虹邨曾经艳如彩虹的外墙已变淡褪色，像是一个远去的“香港梦”；然而，那些依然怀揣梦想的普通市民，还在用他们的努力支撑着香港。

“彩虹色”的未来，希望可以快些到来。

来源 | 临江仙客
责编 | 吴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