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知名的脱口秀综艺《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正式落幕。和常见的谈话节目（Talk show）不同，《脱口秀大会》实际上关注的是单口喜剧脱口秀（Stand-upcomedy）。这是一种一个表演者就可以完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表演的喜剧形式（单口喜剧），主要由喜剧演员上台演说完成。

因为形式单纯、进入门槛低、方式新潮，脱口秀逐渐于近几年勃发起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有许多知名的脱口秀表演群体和相关活动。而随着《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的传播，这种文化更是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围绕国内这几档脱口秀节目，口碑与效果上自然也颇多争议。

虽然目前脱口秀还不是一种人尽皆知的大众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刻都发生变动的当代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用这种方式享受表达的乐趣，脱口秀正成为一种记录文化与社会巨大变化的载体。为什么脱口秀文化能迅速崛起？我们在看脱口秀的时候，期望得到的是什么？这种单口喜剧形式带给我们的除了哈哈一笑，还有什么？

笑之外的野心，戳中痛点的脱口秀

“用笑点爆击痛点，用幽默跟生活和解”是《脱口秀大会》 第二季所标榜的主题。这个节目似乎并不想要单纯为观众带来欢笑，而是希望能够通过笑触及生活中更深沉的东西。

当然，从历史和“基因”上来看，脱口秀从来就不只是“逗个乐”而已。一般来说，欧美脱口秀在话题选择上范围更广，尺度通常也比较大，包括政治、经济、两性、社会问题、生活趣事等等，可谓包罗万象。通过讽刺幽默的话语对社会和生活进行探讨是脱口秀的本质，这使得它成为一项有深度的表演艺术。

对比之下，《脱口秀大会》选择了瞄准更接地气的大众焦虑，摒弃宏大叙事和精英主题，将社会中最贴近生活和最能引发情感共鸣的议题设置出来，并根据语言结构和修辞将其用最幽默和流行的“段子”讲述，迅速引发受众共情。

2017年的第一季，它的选题就有“做人不能太折腾”“北上广爱来不来”“人生没有撤回键”等等，而第二季更是变本加厉。选择了“爸妈，我就直说了”、“我可能被骗了”、“做生活的甲方”、“爱一个人好难”等话题。

工作、催婚、诈骗、恋爱……这些话题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必须面对和饱受困扰的。脱口秀演员则试图通过这些“扎心”的话题来赢得关注。

显然，《脱口秀大会》的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其豆瓣评分首页，最受欢迎的长评即名为“未曾深夜痛哭者，不足以说脱口秀”。除此之外，节目中王建国的名言“世界是我看的坟”也上了热搜。

在命题为“孤独”的一期中，王建国侃侃而谈： “网上特别流行把孤独划分为几个等级，比如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快餐、喝咖啡，最高等级的孤独是一个人做手术。这个不叫孤独，这个叫你一个人过得挺好。”

他的这段发言令很多观众和网友都感同身受。这个热搜也展现了《脱口秀大会》甚至是当前国内脱口秀喜剧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自嘲以解忧。

脱口秀之所以受到广大年轻人的喜爱，是因为它和传统的相声、小品不同，不标榜模式化的段子、包袱，甚至不需要说学逗唱等功底。虽然脱口秀也并非完全不讲求技巧，但主要标榜的还是“我口说我心”，以讲述者本人作为表演最重要的主人公。

因此，脱口秀演员往往以自身经验出发（或者假装以自己身份出发），谈论自己的经历和故事，通过暴露一些隐私体验，甚至是很狼狈羞耻的一面，然后自嘲来取悦观众。

综观这一季《脱口秀大会》横空出世的金句，不难看出这种黑色幽默的基调：

Rock——我做了几天更好的自己，我就得做几天更差的自己缓一缓，更好的自己太累了。

庞博——公司的厕所，就是大家唯一能自由享受快乐的一个小角落。

梁海源——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于我的钱，它们都在哪里，在干吗，有没有想我？

皮球——都说孩子是父母的纽带，我哪是什么纽带，我就是一个沙袋。

赵晓卉——追星这件事和异地恋一模一样，面儿见不着几回，钱是一点没少花。

CY——我这样的人做医生是在浪费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

杨笠——如果再有人问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你可以霸气回怼“你为啥不上清华？是因为不喜欢吗？”

这种做法的逻辑是，当演员以自嘲的喜剧形式讨论那些尴尬和痛苦的话题时，把痛苦变成了观众的哈哈一笑，而在观众发出笑声的同时，他们既能获得情绪上的宣泄与满足，也能感受到“我不是一个人”或者“我比别人优越”，从而看淡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尴尬/痛苦。

正是因为如此，脱口秀演员无论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都希望去扮演一个“小人物”，用小人物的身份展现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坎坷挫折和某些灰色地带。尽管可能是编纂的故事，但这些足以让受众产生心理安慰。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李诞说：“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说‘喜剧是残酷的，笑声是危险的’，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说喜剧不是残酷的，生活是残酷的，喜剧只不过是帮你展示这种残酷，甚至可以化解一部分。”这正是脱口秀逐步崛起并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快乐与快乐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和这些脱口秀题材同步崛起和流行的还有网上风靡的“丧文化”，而著名的喜剧人李诞也正是因为他“在哪倒下就在哪躺着”的姿态而闻名。丧文化与快乐消费，“小确丧”和“小确幸”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情绪，事实上却在青年流行文化中相辅相成，彼此难分难舍。

没有什么糗事和琐碎的牢骚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并且博君一笑。还有一些网络意见领袖不断发表流传甚广的“毒鸡汤”语录，这些和脱口秀表达方式极为相似的“金句”因其犀利幽默而成为被社群用户疯狂转发的社交币。

丧文化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且并不是今天的社会独有。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反映这种情绪的文艺作品。如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嬉皮士公社”文化和“垮掉的一代”（以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为代表），二战后日本文化中 “无赖派”文学（以太宰治《人间失格》为代表）等。 

尤其对于20-35岁之间的年轻人（这部分年轻人也是脱口秀和网络文化的主要受众）来说，各种不同的压力都一一袭来，更容易导致不同的“丧”感：因城市化飞速发展带来的孤独、渺小、无力感而导致的孤独；也有因全球性的经济变化剧烈带来的焦虑；因工作、恋爱、家庭等社会因素导致的压力；甚至还有因为过多娱乐和消费带来的空虚……

正如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 Erich Fromm) 写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慢性无趣虽然到最近才受人注意，却早已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精神病理现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嘲与调侃看似成为了一种走出困境的有效方式。自嘲是一种主动污名化的过程，它是一种象征着主动接受、主动选择的叛逆表达，是集体表征和集体心理的表露，反映对焦虑的对抗。

对于那些敢于自嘲和吐槽的人来说，勇于将真实而有缺点的自我剖析开来，选择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以自黑来笑对人生是一种与自我和解的方式。能让人走出困境。示弱卖丧常常表现为自我否定和宣泄沮丧，实质上是渴望获得抚慰，化解尴尬，从而“咸鱼翻身”。

同时，这种发泄也是在寻求归属与认同。与其他同样身处困境、承受压力、需要排遣苦闷的用户进行互动和交流显然能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与归属感。在集体动作中，暂时逃离了必须要优秀和成功的世俗压力。

例如，有些人会对励志性的名言警句等进行解构，用幽默抵抗着主流文化中的精英成功学：“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解构了努力奋斗的价值和意义; “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因为运气差得都笑不出来”赤裸裸地讽刺鸡汤类的生活鼓励；“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人生来就在罗马”讽刺了阶级的不平等。

通过这些自嘲和吐槽的幽默，许多人达成了“丧而不馁”的目标，如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也恰如《脱口秀大会》中对思文的点评：“思文的脱口秀是一种化解，她讲的事情本身其实都挺残酷的。但她在脱口秀表演中化解着自己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人们似乎相信，通过尽情地表达观点，就能够寻找生活的平衡与勇气，只要随时随地都嘲笑苦难，苦难就能够被消解成笑声。

但对所有问题都付之一笑到底成就的是宣泄的奇观还是解决方案呢？将社会议题、公共事件的严肃内涵通过口语化、消遣化的“段子”赤裸地表现出来，到底给予我们的是生活良方还是麻痹剂呢？

喧嚣的脱口秀，幽默也可以是一种麻痹？

“想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我的闺蜜选择了一个大款，而我选择了没房没车的程璐。我觉得我是独立女性，要找自己喜欢的男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果不其然，我的闺蜜过得比我幸福多了，但我不后悔。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会流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这是思文在《脱口秀大会》中的一个段子。因其富有生活气息，真实有趣地展现了“独立女性”的生活被许多网友传颂。

除了思文之外，《脱口秀大会》中的梁海源也非常爱探讨“我们女人”的话题。显然，这些选手的脱口秀水平还有一定进步空间，力度也有所欠缺，但女性脱口秀一直被认为是值得鼓励的，也是“脱口秀改变社会”的重要证据——让女性在脱口秀这样一个男性为主场的舞台发声，似乎本来就是一种成功。

例如许多人关注的黄阿丽，她的表演尺度颇大，坦白地谈论着自己怀孕期间的生活体会，用粗鲁的话语和肢体刺向男性对女性“优雅、得体”的刻板印象，同时获得广大女性的共鸣。

几年前知名的影视剧集《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女主角麦琪确立了自己的喜剧奋斗目标，并逐渐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同时也获得了社会认同。这些女性经过深思熟虑，用强硬、智慧、幽默的观点去讽刺整个世界，这是脱口秀赋予她们的力量。

由于脱口秀大多是由碎片云集的“段子”、 密集的笑点、层出不穷的“包袱”组成。再加上某些主题选择的受限，它天生是“反谈话”的，对于意义的深入很难有任何实质性作用。

消解掉的“主题之重”使谈话变得越来越窄，人们仅仅去追寻形式上的娱乐消遣性以及在节目吐槽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交互动，最终忽略了某个议题可能带来的深入探讨以及现实层面的改变。

例如，在《吐槽大会》中，介绍嘉宾的形式是通过主持人的一段严厉的吐槽——一下子将光鲜亮丽的明星拉下神坛，这种方式最大程度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而碰到节目中嘉宾较多的情况时，要将每个嘉宾面面俱到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碎片式的段子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一方面，碎片化信息更易于情感表达和释放。相比完整详尽的叙事，“只言片语”型语体给用户提供了更大的情感表达空间。

一切都是为了让观众发笑——笑本身并不追求完整事实的传递，而是情绪的爆发和感染。然而，带有复杂内涵的文本无论解码还是传输速度，都要滞后于简单清晰的碎片化内容。所以碎片和拼贴化的语言是情绪化表达不可或缺的传播要素。

脱口秀的表演者也往往如此，他们严谨地掌握着说话的节奏和步调，讲完一件事，等待观众笑声，笑声过后，他们立刻说起另一件事，这两件事之间可以几乎没有因果联系和逻辑关联，拼贴文本是零碎而没有逻辑的，甚至还有些荒谬和无厘头，但本身却具有强烈的喜剧性。

就这样，最终形成的脱口秀表演尽管主要关于某一个主题，但往往是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或对称性，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

同时，这些脱口秀的话题选择也呈现出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的倾向，其公共性不断被削弱，最终使得脱口秀节目成为休闲娱乐的场所，而非真正的公共空间。

再看那些“动人的自嘲”故事，多数也在真假之间徘徊。如经典的《吐槽大会》，名为吐槽实为公关。明星在展开自我的嘲讽之前，会事先与节目组的编剧团队对表演内容进行反复推敲，选定那些可以进行“吐槽”、“自黑”的事情，多半是一些已经广为人知或者不痛不痒，不真正涉及其人生黑暗面的部分。

在此之上，又由编剧撰写发言，用年轻网络观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展现其敢于“直面自我”的形象，希望通过自我批判和戏谑他人反而获得更多的受众青睐。同样，普通脱口秀演员在激情地展现“真实经历”时，往往也有不少杜撰的成分。

一些已经大有名气，享受着成功生活的脱口秀演员，依旧故意在表演时穿上破旧的T恤，努力营造出小人物的形象，令观众产生共情或自我优越的错觉。

也许，脱口秀似乎并不能成为解决人生困难的光明大道，而不过是另一种大众热爱消费的麻痹剂，一种辛辣的生活调味品，受众也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了最终目的——享乐。人们看着舞台上的喧嚣，收获的只有一时的笑声。不过对于不少观众来说，也许这就足够了。（阿莫）

来源 | 新京报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