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着一口京片子，石一枫言语之间始终透着北京人“混不吝”的那股劲儿。讲起自己的文学观，他那一份郑重与天生诙谐的表述方式既形成反差，又相得益彰。评论家项静笑言：“他在生活中是很滑稽的一个人，我看到他时常觉得人格分裂，但也很有魅力。”

石一枫是1979年生人，著有《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地球之眼》《借命而生》《心灵外史》等一系列作品。2018年，他凭借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9月20日，石一枫来到上海，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名家创作谈”系列课程第一期主讲嘉宾。他以“着眼当下的文学写作”为题，与现场的老师、同学分享了自己的文学观。

作家之间为什么不爱聊天？

在石一枫看来，把文学定义为表现语言艺术或探索人性幽微的学问，都是不够准确的。对他而言，“文变染乎世情”，文学是研究人类生活状态与生活变化的“称不上是学问”的学问。

“文学研究是学问，但文学不是。文学如果是学问，作家就该失业了。”石一枫笑言，相比音乐、美术，文学最大的特质就在于“工夫在诗外”，它是所有艺术门类里“琢磨与它无关的东西”最多的一个。

“至于作家这个身份，也是社会严格职业化之后才出现的。20世纪之前作家的第一身份都不是作家。比如雨果的第一身份是法国贵族军官，后来成为人们眼中的圣徒。海明威的第一身份是记者、战士。曹雪芹的第一身份就是个破落户、败家子。作家这个职业其实也不能称之为职业，因为作家研究的不是文学内部的东西，但这也是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

“每个作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与人类生活相关、更具社会性的漫无边际的东西，所以作家与作家可能是最没办法聊天的。他们可以聊写作的技术，这很重要，但聊起来没劲。大家的关注点区别太大了。”

石一枫说，“就像刘慈欣关注人类什么时候毁灭，王安忆的《长恨歌》讲沪上名媛怎么傍上国民党高官，格非的《春尽江南》想要探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都从这个行当向外发散，但发散出去的地方不一样，也就造成了他们的想法、兴趣、说话语境完全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说，作家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他要自成一个世界，要自圆其说，要自己满足自己。”

什么样的文学最有魅力？

在漫漫岁月中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被称为经典。创造经典的作家，往往在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创造经典”。

“说到流芳百世的文学。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会想到一二百年后人们如何研究他的文本吗？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时会想到作品启示了中国八十年代作家开篇是 ‘ 多年以后’吗？他们不会。托尔斯泰关心的是农奴制即将灭亡时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心态，马尔克斯思考的是拉美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关注的是眼前的人物和命运。”

石一枫最不喜欢的文学是那种在创作过程中就想流芳百世、声名远播的文学。“操心这个问题会让人心态不纯，这对作家是个问题。”

而什么文学是自己喜欢的文学？对石一枫而言，那种“只能发生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和这个人身上”的文学才是最有魅力的。他以王安忆的两部作品《我爱比尔》和《向西，向西，向南》为例。

《我爱比尔》的故事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师大艺术系女生阿三在认识美国大使馆馆员比尔后“坠入爱河”，并拼命引诱、取悦比尔。在与比尔分手后，她又开始与各种各样的外国男人谈恋爱，劳教农场的暗娼们甚至给她取了个绰号叫“白做”。

“阿三爱的是比尔吗？不是。她爱的是西方文明。这是一个只能在90年代中国风气渐开的时候，在上海这么一座摩登城市，在一个不甘平凡命运的艺术女青年身上才能发生的故事。”

在石一枫看来，王安忆就像19世纪巴黎社会的“书记官”——巴尔扎克，她没有刻意总结1990年代的上海，但是读者却可以在她的小说里看到1990年代上海的浮影。

另一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则通过两个女人的故事讲述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如何承受着时代对人精神世界的改变。

石一枫说：“在我看来，这两部小说几乎是一部小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随着中国变成了一个我们过去不能想象的国家，我们怎么变化？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发生巨变，人怎么变化？”

“这也是我在文学里非常喜欢的话题，是我非常愿意写到的话题。”他说，“人们通过文学看到文学之外的东西，还是只能通过文学形式得以表现的东西，这是很有意思的。”

读纯文学还是读网络文学？

谈及阅读，石一枫提及作家之间明显的代际差异也体现在阅读层面。

“很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最先读的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还有国内的 ‘三红一创’和 ‘十七年文学’。他们认识的文学首先来自19世纪，也就是那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等到了八十年代，他们接触了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又觉得醍醐灌顶，感慨 ‘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而我们这些出生于1980年代前后的作家恰好和他们相反。”石一枫说，自己在青春期首先接触到的是20世纪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派作品，直到二三十岁进入中文系，要认真读一些专业书的时候，才读到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19世纪的文学经典。

“一个人的阅读经历会对他的写作经历产生很大影响。”石一枫表示，“所以我在写作中越来越看重逻辑的严密、信息的准确、故事的推进、人物形象的鲜明，也就是那些传统现实主义要求的东西。”

也因此，他认为现在不受条件限制的阅读环境值得年轻一代珍惜。他对学生们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比我们当时更健康、更正常的阅读轨迹，就是什么都看，什么都读，该懂什么就懂什么，不懂什么就琢磨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是比我们幸运的一代。你们的压力在于读还是不读，但没有 ‘只能读什么’，所以你们写出来的东西是更自发的，更自然的，也是更符合本性的。”

“学创意写作的学生或许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写纯文学还是写网络文学，读纯文学还是读网络文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门槛越高的事，快乐越大。”

石一枫说，未必文学新人一定要选择纯文学，写通俗文学写成金庸这样的也是大师。“但我相信，看一个人半个月打磨出的一万字，要比电脑上看洋洋洒洒的一百万字更快乐。”

什么样的人适合写作？

从阅读说到写作，石一枫直言：“心地单纯、思想复杂的人可能更适合写作。”

“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向善。心地单纯或许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但思想复杂是可以自我训练的。什么是思想复杂？就是你总是能想到别人的前面，你写的东西永远比读者快半步，这其实是一种能力。”

他解释道：“我们看书时会有这样的感觉。作者甩你太远，写的东西你看不懂，你觉得没劲。作者写得太浅，你也觉得没劲。但如果他写的东西永远比你快半步，你就特别喜欢读这本书。做到这点很难，因为读者千奇百怪，里面有大学教授，也有小学生。但是真正的好东西就是可以做到——比大学教授快半步，比小学生也快半步。”

“比如《红楼梦》，比如《棋王》，又比如金庸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好东西。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属于自己的好作品，每个人写出好作品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

有同学提问：“现在的生活趋向于同质化，我们没有经历过类似于革命这种比较大的事件，怎么从身边找题材去创作？”

石一枫说：“确实，过去人家把日子过成了段子，我们现在是把段子过成日子。咱们生活比人家安稳，也是幸福。但有的人就可以从一杯安静的水里找到风波。像艾丽丝·门罗，她写的北美小镇没有残酷的动荡，也可以写得很好。”

“中国到了 ‘杯水风波’的地步吗？我觉得没有。你现在可能觉得生活很平淡，但等你看到更多生活以后，你会觉得你依然身处一个大时代，这个时代比起巴尔扎克的时代也不一定差。”（罗昕）

来源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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