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是世界老年痴呆日。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老年痴呆即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慢性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会伴随记忆力减退受损等多种症状，严重时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近年来老年痴呆症有年轻化的趋势，患者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各类症状，有的甚至还没到40岁。而现代人经常熬夜，每日睡眠时间长期不足6-8个小时，这也加重了罹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失去记忆对于人类来说，是痛苦的。如果记忆构成了“我”，那么失忆的话，即便躯壳尚在，是否也如同失去了一切？关于记忆，还有太多事情说不清。上世纪50年代，对一位特殊的失忆症患者脑部进行的研究，告诉了我们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事。

记忆：心与脑的冲突

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角度来讲，记忆都是构成生命个体极为重要的成分，即使说它是最核心的部分也不为过。英国哲学家巴里·丹顿曾经在《自我》中给出过一个关于“人体传送”的设想——当未来科技成熟的时候，人们可以不再借助交通工具出行，只需要有一个仪器将人在原地粉碎，复制所有分子，然后在另一个地点重新组合，生成一个自我，传送后的新自我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和之前的自我一模一样。

但这个构想遭遇了一个伦理学问题：那个被机器生成的自我，还能算是同一个我吗？

这个伦理困境正在于我们对自身的记忆。在“人体传送”的案例中，我们知道自己一秒钟之前遭遇了什么，我们身在何处，身体如何被粉碎并重新制造，那假若我们对此毫不知情、没有任何相关记忆呢？

就像我们每天经历一次睡眠、起床，但设想一下，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每天都在暗中经历了一次置换，那我们还如何将昨天和今天的我联系起来？想想那些酩酊大醉的人，他们不是经常在第二天起床后一边按着偏头痛，一边对自己前夜的荒诞行为感到诧异——那些耍酒疯的举动，那些疯狂的话语真的是我做的吗；那真的是我吗？

可以说，记忆是人类在塑造并认知自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是联系着笛卡尔身心二元的桥梁。一旦记忆遭到损伤，即便没有仪器将躯体打碎、重组，人的自我也难以维持下去。

这正是与失忆相关的疾病带给人们巨大痛苦的原因。它不仅是生理疾病，它也是一个自我的消亡过程。虽然死亡是身体最后的终点，但失忆症给人带来的心碎事实是，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死亡。我们看着眼前的人逐渐丧失掉与他人相关的记忆、与自我相关的记忆，慢慢变成一具纯粹的躯体而无能为力。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大概是阿尔茨海默症——医学界只能将其描述为时间进程缓慢的神经障碍疾病，而无法找到确切的病因。

美国作家马修·托马斯在600余页的长篇小说《不属于我们的世纪》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过程。艾琳的丈夫埃德先是在生活中表现得异常冷淡，极少表达自己的情感，让艾琳怀疑丈夫已经不爱自己，随后艾琳发现，丈夫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陌生人，他先是记不得近期发生的事情，随着病情恶化，他开始遗忘更多。

最后阿尔兹海默症剥夺了他的自理能力，尽管艾琳尽可能地陪伴他，不断用爱去呼唤丈夫的记忆，但这终究无法挽回埃德的生命。

也许有人会认为，用爱对抗阿尔兹海默症是典型的小说桥段，就像电影《美丽心灵》中所渲染的纳什教授夫妻间的感情一样，它对神经疾病的疗效微乎其微。而实际上，随着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医生们已经确认，记忆并非独立储存在大脑的某一片区域中。人类的很多记忆都与情绪相关。

这些大脑记忆的新认知，需要感激一位不幸的失忆症患者，亨利·莫莱森（简称H.M.）。1953年，27岁的H.M.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失忆症患者。他的失忆并非来自大脑神经系统的退化，而是由于一次神经外科手术。

为了治疗H.M.的癫痫症，他的家人把他送到了斯科维尔的手术室。在研究病情后，斯科维尔下了这样的一个诊断：

“最终同意进行新型手术：双侧切除颞叶内侧，包括海马旁回沟、杏仁核和海马旁回。此次手术参考：近期为治疗精神运动性癫痫而进行的颞叶手术。”

听起来像是发生在《飞越疯人院》里的残暴手术。但在20世纪，脑白切除术是很多神经外科医生选择的手段，患者们必须要经历一次抉择，要么与癫痫等疾病共存下去（通常也不会共存很多年），要么冒着损害大脑其他功能的风险进行脑白切除。

1953年的手术后，H.M.的癫痫的确好转了。但由于海马体被切除，手术后的H.M.成为了一个永远不会形成新记忆的人。他的时间永远停止在那一天。他还保留着童年的记忆，拥有自理生活的技能，但永远记不住护士的名字，记不住几分钟之前的谈话，每次出入病房都等于进入一个陌生场所。

这项脑部切除手术让H.M.变成了一个医学界的绝佳案例，大量科学人员对他的大脑和记忆行为进行了研究。而当初那位主刀的斯科维尔医生也遭受了强烈的指责。时至今日，当他的外孙——卢克·迪特里希调查这件事情时，依然对其外祖父的举动感到残忍。

他在《终身失忆人》中揭露了所谓神经外科医生如何进行人类实验的过程。H.M.的公众关注度也让人们对神经外科医生这项职业产生了严重质疑，因为H.M.的不幸经历，“1950年代末，人们开始意识到脑叶白质切除术很危险。该项手术导致的最悲惨后果包括死亡、自杀、癫痫和痴呆。由于医学界和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进行脑叶白质切除术的次数逐渐减少。二十世纪后期，新合成的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抗抑郁药物如丙咪嗪，以及心理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方式逐渐取代了神经外科手术。”神经外科医生从学术明星迅速沦为该领域的局外人。

非陈述性记忆：H.M.最后的希望

H.M.的传记《永远的现在时》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暨大脑认知科学荣誉教授，苏珊·科金——同时也是H.M.的研究者。与其他将H.M.视为医学标本进行反复测试的医生不同，苏珊·科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中，一直想尝试让H.M.恢复正常人的工作。

虽然脑白切除术造成的物理损伤不可复原，H.M.也注定无法从失忆症患者变成一个正常人，然而苏珊·科金的工作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成果——尽管H.M.到了最后也无法主动叫出这位陪伴他半个世纪的人的名字，但是当苏珊·科金提示他，“我的名字是苏珊，你知道我的姓氏是什么吗？”的时候，H.M.回答了“科金”。对一个缺失部分脑组织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奇迹。

苏珊·科金的切入点是“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性记忆”之间的区别（对正常人来说，这两种记忆并没有明显差异，它们往往同时进行）。

在H.M.身上，他由于那场手术已经丧失了陈述性记忆的能力，他无法说出新认识的人的名字，也无法记住刚读完的一段报纸，换言之，他没有能力将短时记忆（30秒钟之内的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但他保留着拥有非陈述性记忆的可能：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非陈述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当你骑自行车时，你可能无法描述你正在做的事情，但你可以回想起以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你还骑着有辅助轮的自行车；你的父亲或母亲第一次放开自行车的后座，并让你自己独立骑它。技能、经历和知识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亨利的病例中仍引起注意的是：它显示了，尽管他已彻底忘记自己学习一项技能的经历，但这项技能仍可在他的大脑中绽放。”

在今天，我们经常在学习过程中提及“潜移默化”之类的观念。但在H.M.的病例之前，人们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来支撑这些理念。“认识到学习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是人类记忆研究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有多少时刻，我们会觉得某个场景似曾相识，我们会在某个特殊的情境下骤然回想起曾经不会记得的事情，而让我们面对一张白纸将具体记忆描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却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这些非陈述性记忆潜藏在我们的大脑里，曾经，它们并不被定义为记忆的一部分，而对H.M.脑部的研究改变了这个情况。

警惕：失忆症在现代的反向应用

H. M.的案例让大脑认知科学在短短几十年间有了飞速进步。然而从《永远的现在时》的某些片段中能看到，科技再次展现了它狡黠的一面。它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帮助人们掌握记忆的秘密，从失忆症中尽可能地夺回时间，但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变成一件反向的工具，借助失忆与记忆的特点对人类的认知产生影响。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发生在最近进行的世界杯转播里。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插播了许多条洗脑式的广告。广告里的人在屏幕里不断重复着“找工作、直接、和老板谈”和“为什么要上马蜂窝”之类的宣传语。这些毫无创意的广告并不是在今年才出现，许多国内广告都采取了这一简单粗暴的模式。

观众对这些广告谈不上有什么好感，然而，事实证明，想要忘掉它们也很难。而据一项统计显示，世界杯期间这些广告的下载量的确创造了流量新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悖论的现象？

也许苏珊·科金在研究H.M.行为时发现的“重复启动”能够为这个现象提供一种科学的解释。在实验中，她让H.M.反复接触一连串单词、图片和图案，结果发现，即使是无法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的失忆症患者，在反复的增强加工中，仍然会对这些对象产生反应。

这些循环出现的同一事物让人的大脑自动启动，而无需经过意识的过滤——这也是“无意识记忆”的一种：

“重复启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频繁发生，然而，因为它是无意识的，所以它是不易察觉的。我们可能会在早晨起床时听到收音机里的一首歌曲，然后发现自己一整天都在哼这首歌，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哼它。启动是广告行业最喜欢的手段之一。我们在电视或杂志上频繁接触到某些品牌时，我们可能会加工它们更多次，从而会在许多品牌中选择它们……政治运动也利用启动：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可在一夜之间受到大众的喜爱，只要选民能反复看到和听到他们的名字。当我们在选票中看到这些名字时，我们可能会误认为这些候选人是具有杰出政绩的老练政治家，仅仅因为我们能更容易加工他们的名字。”

当然，广告的生产者们（包括电视广告，影视海报，路边的政治宣传标语，不断跳出的APP关联推荐）未必会意识到这背后的医学理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对个体的无意识记忆和自我选择形成了干扰。

如果说，记忆是构成自我的核心部分，那么在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以未经允许的方式侵入了我们的潜意识，如同爬满轮船底部的藤壶成为人生旅途的累赘。我们常说，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身处其中什么有用信息都抓不住，变成了一个喧嚣的失忆症患者。

对此，“碎片化”作为形式本身并不承担太多罪责，是大量在生活中反复涌现、又让我们无法拒绝的东西占据了潜在非叙述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把它赶出去，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从不曾作为真正的记忆存在，它们只是以这种隐蔽的方式停顿在我们的大脑里。（宫子）

来源 | 新京报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