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香港有重大事件，为了给暴徒暴行撑腰，总有各项统计数据和民意调查适时出炉，绝口不提谴责暴徒暴行，反而将一切问题归咎为“政府制造民怨”。

连日来，香港媒体通过大量深度调查报道，披露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屡屡夸大游行人数，以及香港民意研究所总监钟庭耀长期收受国外金钱与指令，以民调搞乱香港的经过。

一次比一次夸张

统计游行人数变成“造假大赏”

8月18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晚上近10时，“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声称，在铜锣湾、天后及维园一带有170万人参与集会。但随后警方公布，维园最高峰有12.8万人参与集会。

造假指数超九成。

到底游行人数有多少？熟悉“民阵”造假惯用伎俩的明白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马上就会反应过来：这不过是又一场“造假大赏”。

自2003年以来，反对派屡屡夸大游行人数。主办单位“民阵”、警方，以及学者的数据都有差异，其中警方与学者的数据较接近，但“民阵”公布的人数往往远高于警方与学者。

• 2003年某游行，“民阵”声称50万人参与，而当年警方公布的游行人数为35万。

• 2004年某游行，民阵声称53万人游行，但警方的数据为20万，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的统计结果则为16.5万。
  

• 2013年某游行的人数，民阵的统计更是远远“抛离”其他统计，高达43万，但警方的数字仅6.6万，叶兆辉的数据约为10万人。

• 2018年某游行，“民阵”说有5万人参与，警方说是9800人，此次游行的参与者是这场始于2003年的游行史上最低的一回。

• 2019年4月28日，香港某游行，“民阵”声称人数多达13万，创了2014年“占中”以来最多的纪录。但警方则表示，游行人数高峰时只有2.3万，仅是前者数据六分之一。
  

• 2019年6月某游行，“民阵”对外宣称有103万人参加。但数字一经公布便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前系主任雷鼎鸣教授计算，这意味着从游行出发点到终点的一段距离，每平方米要容纳多达22人，这符合常识吗？

以上数字“大赏”，已意味着民阵公信力的破产。

反对派不会不知道造假的后果，但他们太需要一场大规模游行来“打鸡血”。然而，这种严重脱离事实的做法，不过是让反对派的丑行曝光于众，不仅不可能代表民意，更是与民敌为敌的恶行。

诚信破产难以为继

“钟氏民调店”换招牌作假

修例风波持续，社会纷争未息，公民实践培育基金近日发起众筹，目标金额是100万元，委托刚脱离港大独立运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民意调查，并撰写所谓民间“反送中民情报告”。

有香港媒体指出，香港民意研究所只是一个收钱办事的傀儡组织，利用曾“挂名”香港大学的公信力，其总监钟庭耀将反中乱港的政治民调生意包装成所谓“学术研究”，这门生意收取酬金，为外国反华势力雇主和香港反对派雇主提供所需要的“民调服务”。

2011年，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前身“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进行“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时，选项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议题设置就有“暗独”之嫌。

2014年，“占中”前夕，钟庭耀一边参与协办反对派的“占中”行动，一边为“占中”进行民调，“占中公投”夸大参与人数，出现重复投票和非永久性居民也可投票，制造虚假民意。

2014年，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民望评分被公布为47.5分，后来被外界揭发：近千名受访者中，逾六成实际为特首打出50分以上的分数，只因有数十人刻意打出0分，而被人为拉低平均值。这种不剔除极端数据样本的做法，违反了调查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结论不科学，更不能反映现实。

收钱办事

金主来自英美“秘密捐款”

民意调查的研究选题与结果屡受质疑，资金来源更是极尽非议。

在2004年立法会选举时，钟庭耀就承认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民主研究所的资助。

2012年立法会选举时，有消息人士爆料“钟氏民调”收取“英国网络观察基金会”给予的5万英镑进行民调。

2015年，钟庭耀涉嫌收受违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操作的“秘密捐款”，被港大校委会报告点名批评做法“不符预期标准”而受到处分。

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钟庭耀更涉收受美国国际民主研究所资助做“假民调”，包括任由对方篡改问卷问题及抹去相关记录，滥用港大之名，为反对派及外国势力作“政治服务”，专业诚信破产。

不过，钟庭耀近年多次被香港媒体报道“收美金”做“假民调”后，社会各界早已看清事实，多个团体抗议并要求港大解雇钟庭耀。

随后，钟庭耀宣布脱离港大，转型成独立运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然而，香港市民却不买账，斥责其只是换一个招牌，继续招摇撞骗的伎俩。

总策划 | 蒋铮
执行策划 | 王倩
本期主持 | 魏礼园
来源 | 羊城派综合大公报、文汇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