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百年艺苑②

1983年，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展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甫一开幕，便轰动海内外。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更是赞叹道：“岭南四家，荟萃一堂，叹为观止。”

这个展览，展出的是由四位岭南画派名家——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的130幅合作画。这种在构图、章法上全凭默契，在不同时空进行创作的方式，在画史上堪称“前所未有”。

这批作品随后展开的一系列海内外展览，也唤起各界对岭南画派的关注：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广东画坛几度领时代之先，涌现出大量具有革新精神的美术作品，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在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看来，美术得时代风气之先，“岭南艺坛百年来波谲云诡的发展轨迹，内在逻辑与大转型的时代是一致的。”

岭南画派

合作画的作者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当时分别居住在穗港两地，给他们充当“鸿雁”的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的杨奇。

据杨奇回忆，第一批合作画是由在香港的赵少昂和杨善深在宣纸上先行命笔、勾画局部，再送到广州由黎雄才和关山月补画。四人先后落墨，却互相心领神会。

“从每幅作品的局部来看，四位画家有着各自的风貌，但在整体上又体现了一个完整的意境，给人以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之感，且一百多件作品几无雷同，非常难得。”岭南画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韦承红这样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韦承红所服务的岭南画派纪念馆，也与这四位画家的合作有莫大渊源——此番合作后，四位画家便萌生了为岭南画派建立纪念馆的想法。

时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梁世雄参与了共同筹建纪念馆事宜。据他回忆，以画派命名的纪念馆当时在国内尚无先例。作为中国唯一公立的以画派命名的纪念馆，岭南画派纪念馆被外界视为岭南画派的精神家园。

在该馆工作了近20年的韦承红告诉记者，岭南画派从未局限于岭南一隅，它更像一种思潮，“其核心特征是革新精神，终结了广东绘画以输入和接受为主的历史，引领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影响远远超越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

新旧争鸣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西文化的冲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界不仅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古今’问题，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西’问题。”广东美术馆研究馆员王嘉对这段历史有过深入研究，他指出，在西风东渐、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过程中，广东画坛逐渐形成了西化派、国粹派、融合派等百家争鸣之格局。

“当时‘二高’积极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以革新中国画，很快就在广东画坛崭露锋芒。”王嘉称，几乎与岭南画派强劲崛起的同时，广东画坛出现了一种国学回归潮，以维护传统中国画为宗旨的赵浩公、卢振寰等画家于1923年组成了“癸亥合作画社”，随后扩充为“广东国画研究会”， 鼎盛时期会员多达数百人，与“二高一陈”为首的“新派”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新”“旧”双方一系列短兵相接后，于1926年的越秀山游艺会正面交锋：因不满主办方将“新派”作品另辟一室，高剑父的学生方人定在报纸撰文《新国画与旧国画》，贬斥旧派画家因循守旧，随后黄般若代表国画研究会奋起还击，拉开了围绕中国画革新而持续40年之久的笔墨论战序幕。

后人回顾这场论战时不难发现，两个画派实际上相互补充地构成了广东画坛的基本面貌：“新派”疾呼革命，向外寻找参照与借鉴；“旧派”强调中国画的独特性，试图证明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向传统本身寻找内在的变革。

“当时的大背景下，发生在广州的这场新旧之争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画坛冲突的缩影。”王嘉指出，对传统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思考和对西方绘画的认识，促进了中国画的变革与发展，这个影响不仅仅在广州，更是辐射了全国。

以画为枪

“广东美术创作始终紧随时代步伐，体现着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家的正义和良知。”在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松看来，广东画家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推动中国美术向前发展。

抗战时期，以黄新波、李桦等为代表的广东画家，以刻刀为武器，响应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成就了广东革命美术浓墨重彩的一笔。

彼时，作为中国木刻运动的主流阵地，广东版画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史料记载，参加由鲁迅筹划创办的中华木刻讲习会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广东人；1934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新兴木刻的第一本选集《木刻纪程》，全书24幅作品，大部分作者是广东青年。

作为新兴木刻的中坚力量，1934年至1937年间，李桦在广州组织成立“现代版画创作研究会”，代表作品如赖少其的《纳凉》《饿》、李桦的《怒吼吧，中国》，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抗战木刻之外，该时期在广东画坛大放异彩的还有抗战主题漫画。代表人物当数廖冰兄。1938年2月，广州市长堤青年会展出了200多幅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系统而又通俗地阐述为什么必须抗日、如何抗日、如何争取胜利；1938年秋，为向民众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廖冰兄又绘制了《抗战必胜连环图》……

广东探索

与时代变迁相呼应的艺术探索并非偶然。事实上，梳理广东美术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广东美术家们都在有意识地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进行探索。

20世纪20年代起，广东画家与欧洲表现主义有了“第一次握手”，以关良、丁衍庸、吴子复为代表的广东画家结合中国的写意传统展开了探索，超越前卫与保守，呈现前所未有的表现力，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画坛的艺术创作；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广东美术在国、油、版、雕等不同领域都创作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造就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广东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解放带来了艺术创作的空前活跃，广东美术开始更多关注未来及国际艺术发展趋向，探索中国民族美术与现代国际思潮的融合创新，还提出了“后岭南”概念，为新时期广东美术的创新发展奠定观念基础。

“广东美术家非常善于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新元素，还善于吸收外来成果进行深度转化，总能创作出与时代相呼应的作品。”许钦松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东美术数度引领中国近现代美术转型，“创新始终是广东美术与生俱来的核心精神。”

延伸
康有为 ——呼吁国画变革第一人

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于1904年至1908年游历欧洲，其中在意大利的游历对他的艺术思想影响极大，并对中国绘画形成了“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的国画变法思想雏形。

1917年，在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躲入美国公使馆，五个月足不出户，根据从上海家中邮来的藏画目，在长卷宣纸上书写出一部近1.5万字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他在藏画目序言中思考传统中国画的弊端问题，发出了“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感慨。

《万木草堂藏画目》前有序，后有跋，中间分论历代绘画，其中序言是康有为变革中国画的主要观点所在。在对历代画作的评论中，他不时以欧美绘画为参照对象，提出国人应该学习西洋绘画法的写实主义，合中西画学的精华而融通在一起。

对话
许钦松 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羊城晚报：一说起近现代广东美术，很多人都会想到岭南画派，对此您怎么看？

许钦松：提起近现代广东美术，必然绕不开岭南画派，但仅仅有岭南画派的认识是不全面的。20世纪上半叶，广东美术在救国救亡等历史背景下，历经了一连串激烈的动荡与变化，逐渐形成了传统美术、西方美术和新兴美术三大板块并存的态势，也构成了百年中国美术的基本形态。

如在中国画方面，出现了以革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改造中国画的“岭南画派”；在版画方面，出现了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标杆式人物黄新波、古元、李桦等；在雕塑方面，出现了李金发、郑可等先行者；在美术教育方面，则有郑锦和林风眠……在中国美术从传统转向现代，吸纳外来艺术的过程中，广东美术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成为中国美术向现代转型的“助推器”。

羊城晚报：回顾梳理二十世纪的广东美术史，对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许钦松：梳理广东美术过去一百年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广东美术始终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无论是西画社团倡导的洋画运动、岭南画派发起的国画革命，还是新兴木刻运动的蓬勃发展、新中国美术的建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突破，广东美术工作者在每一次革新中都致力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走向未来。如今，我们依然要高举广东美术革新的旗帜，更好地诠释“革新”“现实”“兼容”的广东文化精神，这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内涵。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文化艺术上也是如此。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美术未来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主题？

许钦松：我们现在有两个指向，第一个是回归传统，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对传统高度重视，并且是从一种无知的状态进入到自觉的状态，这是一种特别明显的不同；另外一个，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文明成果不仅向中国人展示，还要向外国人展示，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并使外国人也能接受？未来，我期盼广东美术能够继续领时代之先、走变革之路，使广东成为重要的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美术平台，成为世界美术交流互动的高地，传承中华文化，兼容世界文明。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江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