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除署名外)
百年艺苑①
“粤剧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是1984年,我和林锦屏表演《故乡行》和《南海渔歌》。”广东粤剧院原院长丁凡清晰地记得,为了那次演出,自己还专程托人从澳门买了一套白西装,演出当晚广受好评。
彼时他没有料到,在1984年、1985年连续两年的精彩演出后,粤剧再次在春晚舞台引起全国关注,已是三十余年后的2019年。
从业四十余年,见证粤剧兴衰,丁凡对粤剧的发展很乐观,粤剧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名片,但它绝不仅仅是广东人的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相比,粤剧一直在求新求变,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也是粤剧恒久的生命力所在。”
百年流变
“……他们表演很多戏,演得很出色,惟妙惟肖,演员穿的是很好的服装,安排有条不紊,合乎他们表演的人物所需。”1570年,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据其游历广州的见闻撰写了《中国志》一书,书中详细描绘了和广州城居民一道看戏的情景。
粤剧历史研究家赖伯疆考证认为,从书中描写来看,“最迟在明代嘉靖年间,广州本地班戏曲,也就是没有‘粤剧’桂冠的早期粤剧,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是相当兴盛了”。
这一考证别具意义——广州文艺创作研究所戏剧研究室原主任陈超平指出,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否定赖伯疆的见解,那么,粤剧剧种形成的时间,从明万历年间向前推进了几十年,达近500年历史。
事实上,对粤剧产生的年代尚无定论。但史学界普遍认为,广府班的戏剧一开始是用桂林官话演唱,也称为戏棚官话。
明代以后,珠三角民间曲艺开始流行,活跃的戏班逐渐从以外地人为主体过渡到以本地人为主体。前者被称为“外江班”,后者则称为“本地班”。本地班形成后,戏剧演员在腔调、唱词和道白中,逐渐加入广东地方小曲和广东语音。
“当时本地班演出还不是叫粤剧,而是叫广府戏或者广东大戏,现在有些老人还习惯称它为‘大戏’。”佛山祖庙博物馆馆藏研究部研究员李婉霞介绍,珠三角河网密布,戏曲演员为方便下乡演出,均以红船为交通工具,“红船子弟”便成为这些艺人的代称。“红船子弟在四处巡演的过程中,吸收各地戏曲的艺术养料,逐渐形成广府戏的演出风格。”
数度革新
和其他地方剧种相比,粤剧的发展似乎带有更浓重的时代和革命底色: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都曾是其改革的推进剂。
清朝末年,广东革命党人与粤剧艺人合作,组织各种改良戏班,借助粤剧宣传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后,在港澳穗等地曾出现30多个这类“志士班”,他们编演新戏,抨击贪官污吏、针砭时弊,四处演出为革命筹款。
粤剧演员出身的李文甫在“三二九”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李婉霞指出,志士班改用广州方言演出后,促使旧式粤剧戏班逐渐采用广州方言,并更多演出志士班编排的剧目,“由于切合时代主题,粤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由内容到形式的改良”。
此后,从20世纪30年代持续到40年代初的“薛马争雄”,更是迎来了粤剧革故鼎新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由薛觉先担纲的觉先声粤剧团和马师曾为首的大罗天粤剧团,在舞台表演、剧目、宣传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激烈的竞争:他们把新兴的电影、化妆、服装和灯光艺术运用到粤剧表演中,有时各排新戏,有时同演一场戏,各腔争鸣,让戏迷大饱眼福。
台上相争不遗余力,台下英雄惺惺相惜。1956年薛觉先逝世后,马师曾还写下情真意切的挽联:“当年角逐艺坛,犹忆促膝谈心,笑旁人称瑜亮;今日栽培学业,独怀并肩同事,悲后辈失萧曹。”
“‘薛马争雄’为振兴粤剧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顺德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永锡认为,当时西方思想、文化、艺术潮涌而至,传统粤剧受到挑战,薛马互为竞争,共同发展,改变了粤剧依靠“开戏师爷”写戏的习惯,对粤剧的改良有着重要意义。
据历史资料记载,1925年广州有40多个大型粤剧戏班,有的戏班多达150多人,同期产生了薛、马、桂、白、廖等各种流派。当时大老倌的收入相当可观,在每圆可购米两担的时候,他们的年俸可以高达18000圆,演粤剧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转益多师
鲜为人知的是,粤剧界大师红线女还曾受教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
1960年,红线女赴北京戏曲研究班进修三个月,班主任正是梅兰芳。据其在《永远记着梅兰芳先生的教导》回忆,“他是我们的导师,当时天气很热,他也三番四次地为我们作示范演出和讲课,精彩而又详细地向我们分析他对角色的理解,一点也不马虎”。
而在更早的1957年,红线女和程砚秋等赴俄罗斯演出。旅途中,红线女向程砚秋学了一出程的拿手戏《春闺梦》,其缠绵幽远的声腔,跌宕多姿的身段,颇有程氏之风。
取法京剧名家所长改革粤剧身段和唱腔的红线女,日后也把这种艺术养分“反哺”给了京剧的青年演员。
京剧程派青衣张火丁就曾多次提及,有次自己正在为参评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剧目发愁,红线女得知后,便将其粤剧《祥林嫂》的演出剧本送给了她,并建议她改编成京剧。张火丁“依计而行”,排戏时一边回忆着红线女的舞台表演,一边用京剧程式去演绎,最终凭此剧摘取第17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的桂冠。
粤剧能够“反哺”京剧并非偶然。梅兰芳曾在观看粤剧《搜书院》后赞道:“粤剧的特长,在于多方面吸收优点加以融会贯通,从来没有机械地接受某一剧种的局限,它的优点是善变。”
在丁凡看来,“善变”二字,正是粤剧保持艺术活力的关键。粤剧始终保持学习创新的姿态,比如粤剧最早接受了西方音乐,最早将小提琴、萨克斯风等运用到粤剧中,“海纳百川,为我所用,而这也正是广东人的精神特质。”
时隔三十余年,广东粤剧再次登上2019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在全国观众面前惊艳亮相的是广东省粤剧院副院长曾小敏和她的同事。
“一场戏好不好,演员说了不算,观众觉得好看才是真的好看。”曾小敏告诉记者,粤剧人以往习惯埋头苦干,粤剧在省内有市场也有观众,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走出广东,把粤剧传唱出去”。
事实上,“走出去”也是近年来粤剧界的主流呼声。广州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龚伯洪介绍,粤剧作为全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地方剧种,至少在咸丰初年就有了赴美洲演出的记载,新时代粤剧“走出去”应更有底气,“粤剧从不局限于广东,它有岭南文化的开放性”。
如今,这个古老的剧种正在跨越语言的限制,重新开启全国观众对其的认知。
在粤剧的传承和保护方面,粤剧人也不遗余力。除了拍摄纪录片、录制粤剧古腔教材、将大量粤剧资料数字化之外,曾小敏和她的同事们还开辟新“战场”以拓宽粤剧的传播范围,如推出首部与网游结合的新编粤剧《决战天策府》,拍摄粤剧电影《柳毅奇缘》,以多种形式下基层、进校园、进社区等。
访谈
潘邦榛(广东粤剧院艺术室原主任、广东八和会馆荣誉会长)
粤剧善于包容吸收
羊城晚报:从戏棚官话到白话,语言的流变对粤剧的发展可以说得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潘邦榛:一个地方戏曲区别于其他地方戏曲的重要标志,第一就是方言,第二就是唱腔音乐。从官话到粤语是粤剧史上影响巨大的一个发展阶段,使粤剧朝着地方化、生活化、大众化的道路不断发展。
首先是行腔。粤语的声调比较低沉,念时鼻音较重,和官话演唱曲调较高亢昂扬不同,因而改用粤语演唱后,发声、行腔等方面都要相应改变,如男声从假声转用真声出现了“平喉”。
音乐也跟着要变。粤语有九个声调,这在全国各地的方言中颇为罕见,比如“落花满天蔽月光”,一念就已经很具有音乐性了,用了粤语就不能再沿用过去用官话的唱腔音乐,而要对板式、调式、旋律进行一些新的创造,将大量广东民间说唱及小曲等吸收进来。这就大大丰富了表现力,又更加亲切。
羊城晚报:粤剧列入“非遗”以后,对这一剧种的传承保护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呼吁积极创新,也有人主张回归传统,您怎么看?
潘邦榛:我的主张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创新变化中坚持“粤剧姓粤”,这也是不少前辈包括红线女、罗品超等粤剧大师多次强调并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
粤剧的唱念做打几百年来一直善于包容、吸收。譬如曲牌,连古曲和外省、外国的音乐素材都用上了,这也是粤剧具有恒久生命力的优势所在。
在今天的实践中,是创新的步伐大一点,还是传统的继承重一点,只要不是完全丢掉粤剧本体的艺术特征,那就可以而且应该不拘一格,百花齐放,以满足广大观众多样的审美需求。
延伸
“可怒也”的来历
在表示愤怒时,粤语里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口头禅“可怒也”。但鲜有人知道,这三个字从何演变而来。其实,这句话出自舞台官话“可怒也”,正是粤剧从官转白仍保留的一个历史印记。
据可查资料,地水南音瞽师杜焕的板眼名曲《两老契嗌交》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落魄公子“烂大鼓”去沙面花艇上找从前相好的妓女瑞彩借钱,瑞彩不肯,两人纠缠,被瑞彩如今相好的北方师爷听到,师爷在艇上传来骂声,就是连续几句“可怒也,可怒也……”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吴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