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溯源2

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其人终古不泯，晚清广东图书刊刻进入黄金时代

镌刻历史

广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库房外的工作间里，数块被油墨与时间打磨得发黑的清代木刻书板片，正静待探究。我们所追寻的清代广东出版业百年兴盛的文化印记，就镌刻其上。

粤博藏品管理与研究部的工作人员说，这批书板数量不多，已清点的约有200块，从上世纪60年代便已入藏。

按照规定进行拍摄与测量之后，我们带着板片信息来到了它们的“故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图”）。这里不仅是今日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所在地，而且从图书馆1912年在广雅书局旧址上建立起，包括学海堂、广东书局、广雅书局等刻印的图书以及部分大型私刻图书的板片（当年共计数十万片），就曾经被保存在馆内的藏板楼中，直至1938年广州沦陷于日寇入侵。

此后，这承载着岭南文脉的数十吨板片，在战火、城祸与天灾中辗转散失，于今公藏中仅能找到的，就只有粤博保存的零星部分了。

板片虽零星，却还是为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和秘书长林锐两位古籍专家提供了关键的元素：

其中有“广雅书局刊”的那一张最为完整，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广雅书局所刻的《孟子集注》，卷六第三十页；板片上有“庚申补刊”及“学海堂”字样的，应为学海堂所集清代前期汉学著作之大成的《皇清经解》在咸丰十年的补刻书板；书口上有“粤雅堂校”的，属于十三行行商伍崇曜家刻的书板无疑；清晰可见书名《汉西域图考》的，则是省城广州西湖街富文斋同治九年的刻本……恰好代表了官刻、家刻、坊刻的典型。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得知，经这些板片刻印出的种种浩繁卷帙，原书都还基本完好地保存在今日中图特藏部书库中。

恒温恒湿，如珠如宝，就像后人钦敬这段历史的诚心。

粤中称最

清朝嘉庆之前，广东板刻书籍无多，直到“经学名臣”阮元出任两广总督，于1820年开办学海堂才有了重大改观。

阮元广招时贤，辑刻了《皇清经解》183种、1400余卷，一举汇集清前期74位经学大师的重要著作，藏书板于越秀山学海堂文澜阁。从此风气大开，官私刻书风起云涌，广东刻书进入黄金时代。

“海内通儒”陈澧长期主持学海堂、菊坡精舍时，书院师生大规模写作、校勘并刻书成为一时风尚，学术与出版相交互，南粤文兴为人瞩目。

及至1868年，广东书局依托菊坡精舍一建立，陈澧就主持重刊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200卷。这套书基本涵盖清乾隆之前所有古代典籍的提要，为清代以来学人公认的“不可不看”之书，从此有了与殿本、浙本并称的第三个版本：粤本，足可见当年广东刻书之雄心物力。

随后，广东书局一连刻印了《十三经注疏附考证》346卷、《通志堂经解》1792卷、《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283卷，加上此前辑刻的《皇清经解》，西汉至清代大部头经学丛书得以贯通，且都藏板于越秀山麓的学海堂、菊坡精舍。

今又早春二月，山脚下那棵三百岁的木棉树（今位于中山纪念堂南门内侧）如期盛放，它一定还记得，曾“蠲俸金数万”支持广东书局的两广盐运使钟谦钧当年喜不自禁地感慨：“有此四大编同在一山之上，可谓藏之名山者矣！”

这一番出版景象气势如虹，难怪引时人惊叹：“……近数十年间，海内经生，粤中为多，刊行经部之书，亦粤中称最。” 岭南学术遂在清朝初年的沉寂后，风评为之一变。

广雅之盛

到188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上奏建立广雅书局时，规制更盛。广雅书局先后刊印了典籍362种6254卷，数量质量均居全国官办书局的前茅。

广雅每书必经三校方才付梓刊板，故卷末会附有初校、复校、再复校人的姓氏、籍贯，以示慎重，版本质量于“海内负有盛名”。

1907年，广雅书局又专门增建藏板楼，将自家的板片和学海堂、菊坡精舍及伍崇曜、潘仕成等家刻的典籍板片一并收贮，数十万张分类入藏，自此统称为“广雅板片”。

1917年，著名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徐信符成为这批板片的守护者，他领导着从属于广东图书馆的广雅板片印行所，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便从中清理出板片大小一致者154种，编为《广雅丛书》再次印行，享誉全国。

不久，该丛书中的93种史部要籍被编成广雅《史学丛书》出版，又致学界追捧。

胡适当时在北京大学演讲，曾高度评价：“学海堂之《经解》，广雅书局之《史学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是时均得流布，居然纸贵洛阳矣！”此话虽只及于点，亦不失为对晚清以降广东刻书业极盛之面的一种概括。

刻工聚集

走在今天的羊城北京路、西湖路、龙藏街一带，不时有书店映入眼帘，有心人或许还能感受到当年书肆刻坊成行成市的余脉。

清代这里曾是广东刻书印书的集散地，许多累代经营、官刻私刻皆可承印的书坊，于此接待着官僚仕宦、文人学者或豪绅巨富，同在一个崇文爱书的岭南文化生态圈中，往来生息。

像前面提到的富文斋，就在西湖街传承经营过百年，既承印学海堂、广雅书局的官刻，也自行刊刻了如广东学者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这样有特色的学术名著。

至道光、咸丰年间，最兴旺时广东有书坊200多家，数量之多已仅次于北京、苏州，在全国居于第三位。

有趣的是，当时刻工最为集中的全国知名地在顺德马岗，妇孺皆能刻书，价格比他地低廉。所以一面是外省来游的文人将此作为奇闻记下，另一面则有精明的苏州书商携书入粤至马岗刻板，刻成后将板片带回江南印刷，充作“苏板”以降成本。

富商资助

在省博所见的板片中，书口有“粤雅堂校”字样的颇多。中图专家告诉我们，这承载的是十三行首富伍崇曜和第一流岭南学者谭莹这一对世交好友的刻书佳话。

伍崇曜素爱风雅，以粤雅堂为校辑之地，谭莹生平博考粤中文献，凡遇罕有珍本必告知伍氏出资汇刻，二人以终生之谊为后人留下了《岭南遗书》《粤雅堂丛书》《金文最》《舆地纪胜》等两千多卷乡邦文献为主的书籍，辑印丛书为南粤之首。

因此张之洞将伍崇曜保存文脉之功，与另外三位安徽、江苏的知名刻书家并称，感叹“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

与“粤雅堂之伍”并称的，尚有“海山仙馆之潘”，即以盐业起家的富商潘仕成。潘氏在广州荔枝湾筑荔香园，又号海山仙馆，以此室名而刻书、刻帖，名动一时。

其中影响最大的《海山仙馆丛书》凡56种，在引进中西科技地理文献方面独辟蹊径，例如所收入的传教士利玛窦口授《几何原本》、汤若望口授《火攻挈要》等，都是西学东渐的知名读本，泽被后世。

书的故事，也就是人的故事。势的兴起，皆因人的执着。

一套套岭南大书背后，可见许许多多动情的人事，官民合力，商士同心，师生传承……直至今日，广东一地尚有“广州大典”“岭南文库”“全粤诗”等领先全国的重大出版工程在赓续这书香文脉，将地处中西枢纽、兼具神州故德与时代新机的风姿展露无遗。

延伸

陈焯独力覆刻 《二十四史》逾三千卷

陈焯，室名葄古堂，广东新会人，家境殷实，喜好藏书。

当时，《二十四史》除了皇家的武英殿本，以及同治年间的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合力编印出版过，此外尚无其他版本，民间觅书不易。

陈焯因此发愿，延请通儒多人，在其居所新会北园别墅，历时6年，独力耗资覆刻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3314卷。

刻印工程之浩繁、所费薪资之巨，仅以龙井茶招待一项而论，就每月须数十金，其他薪俸等尚未计入，但陈焯绝无吝啬。

全书于1869年刊竣，版式规整，行格疏朗，字大悦目，为清代广东辑刻卷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丛书，堪称私家刻书之典范。

访谈

广东刊刻官民合力，商士同心，师生传承

商盛助推文兴

倪俊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州大典》编辑部主任

羊城晚报：从广雅板片所印行的这批古籍来看，广东晚清时期的刻书有什么特点？

倪俊明：我以广雅书局为例来说。张之洞特别注重图书的质量，他专门聘请一批知名学者担任书局编校，严格的编辑校刊是其突出的特色。

在出版内容上，广雅书局非常重视刊刻清人经史著作，尤以史学著作最显著。仅后来汇编的《广雅丛书》中收载的史部著作就达九十多种，如再加上未收入该丛书中的《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考异》等，史部著作几乎占广雅书局刻书的一半。

羊城晚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全国以出色的地方文献收藏与整理著称，这是否与广东晚清以来兴盛的刻书业有关联？

倪俊明：中山图书馆1912年就是在广雅书局的旧址上建立，最早叫“广雅书局广东图书馆”，继承了广雅书局的图书及板片。晚清学海堂、广雅书局刊刻了很多广东学人的著述，行商刻书更基本上全都是地方文献（比如伍崇曜辑印的《岭南遗书》就很典型），这就奠定了我们古籍地方文献馆藏的基础。

民国初年又设立广雅板片印行所、广东省立编印局，进一步在晚清刻书业基础上拓展了古籍的整理出版业务。

1941年省图在粤北复办时就设立地方文献专藏，这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代代传承至今，我们的地方文献藏书规模也是全国图书馆里最大的。

羊城晚报：晚清以降，广东社会进程中是否存在这样一条历史的线索——商盛背后尚有文兴？

倪俊明：是的，晚清以来，广东的确在繁荣商贸的基础上，官府积极调配资源，民间力量大举助推，于是以兴学、刻书为标志出现了文化兴盛的局面。

阮元、张之洞两位大吏对于学海堂、广雅书局的推动有目共睹；曾任职两广盐运使的钟谦钧等官员，也曾调用盐务收入维持广东书局的刻书事业。

在民间，靠经贸致富的大商人如伍崇曜、潘仕成、陈焯等素爱结交文士，资助学术文化事业之举尤多，他们不吝于耗费巨资刊刻典籍，灌溉岭南的学术文化土壤。

财富向文化业的流入成为一时风气，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受众参与到图书的生产与消费当中来。

羊城晚报：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的整理出版承前启后，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倪俊明：《广州大典》赓续明清以来广东辑印乡邦文献的优良传统，对广州古籍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是晚清学海堂、广雅书局等刻书之后的又一新高潮。

《广州大典》从海内外广集珍贵底本，影印收入了1911年之前广州人士所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以及广州版丛书，共4064种，影印编成520册。“大典”力图最大限度保留广州文献的“原生态”，不做人为裁选。

这一大批古籍珍本以往散布于海内外图书馆或私人藏家手中，现在通过文献载体的更换与复制，变得为人所共知、为人所易得。

这种“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正是晚清以来岭南先贤们刻书印书热潮背后的驱动力，也是我们在今天力图传承的一种信念。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吴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