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魏礼园

年关将至，上班族间最热的话题当然就是年终奖了。其实，年终奖早已有之，今天小缸就和大家聊聊年终奖变迁史，阁下可假装不经意转发，让老板也了解一下~

从前官员年终奖发小肥羊

在我国古代，类似年终奖的传统一直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皇帝年底发钱安抚臣子。

早在东汉那会，皇帝就会每年定期给百官赏赐两次。哪两次？动次和打次，不不不，是春赐和腊赐。腊赐就是在寒冬腊月赏赐，以备过年之需，就相当于现在的年终奖。

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也不一样。《两汉博闻》载：

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候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官名）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

这些赏赐相当于今天的什么量级呢？据研究，东汉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毛。连同牛肉、粳米这些年货加一起，大将军、三公的年终奖金差不多高达十万元，最少的虎贲、羽林郎也要过万元。

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多钱，合折人民币七千元，发一回年终奖，相当于发了14个月的工资。一年26月薪，这太让人羡慕了吧！

到了北宋，跟东汉刚好相反，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

每年冬至，皇帝给臣子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2石米、2坛子黄酒而已。这一点年货，一盘算，值不了多少钱的。

以我们熟悉的青天大人包拯来说，他任职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餐补（餐钱）、饮料补贴（茶汤钱）、取暖补贴（薪炭钱）、招待补贴（公使钱）和岗位补贴（添支钱）等等。

这些全都是实打实的收入，加在一起，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在600万元以上。那几只小肥羊跟他的薪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穷衙门卖废品凑年终奖

高级官员的年终奖有皇帝亲自掏腰包，而那些低级别官员和一些不入流的小吏，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还需他们自己另外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卖废品。在造纸术还没普及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

其中一些部门，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太占地方了，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这样一个部门就都有年终奖了。

再一种办法是放高利贷。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放贷的本钱，既有朝廷拨发的公用款，也有官员们自行凑起来的集资款。

按照当时的利率，月息能够达到3%，折合年化36%——放在今天是断断乎不可的，超过24%的理财产品，银保监会肯定不同意，还好，那时候没人监管。

全年下来，很多衙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利润入中央财政，大部分则用于地方来打点上司，再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金。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不够快，直接拿公款做生意：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酒、醋、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

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给下属发年终奖。

但其他文官武将，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收下，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年终奖。

正所谓有生财道，工资加上福利，自力更生的古代官员们生活水平其实还挺高的。

年终奖成为有法理依据的制度

不过，上面讲的这些都跟我们现在说的年终奖不是一回事，现代意义上的年终奖要等到工业革命一百多年后了，起源于美国企业的Christmas bonus（圣诞节奖金）。

1902年，当欧美的大多数公司还在给员工送火鸡、手表当礼物时，摩根大通给每位员工发了一份全年工资作为奖励，作为辛勤一年工作的奖励。

摩根大通这种突破性之举相当鼓舞人心，让它成为当时金融行业人才心中必去的大厂，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去跟进，都给员工发一笔年终奖。

但令老板们没想到的是，这种临时的奖励后来因为政府和新兴的管理学，竟然变成了劳动者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家名叫Niles-Bement-Pond的美国公司以改变退休计划为由，决定减少圣诞节奖金的开支，员工们很不开心。

于是，员工们通过工会将这事儿上诉到联邦劳工关系委员会，委员会裁定，年终奖不应该是雇主随便支配的礼物，而是劳动者合理预期、可以协商的薪水。

这时，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为年终奖背书。美国心理学家兼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激励-保健理论：年终奖能作为激励因素能让员工更卖力地工作。

赫茨伯格认为，一家公司的环境好、有零食水果，那都是保健因素，只能抚平员工的不满。只有工作成就、年终奖这种激励因素，才能促使员工付出更多努力。而且，只有年终奖这种一年一度的奖励，才有足够的稀缺性，产生足够的激励作用。

就这样，年终奖从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成为有法理依据的制度。

民国工人为年终奖愁白了头

这样的理论虽然在西方挺火，可在当时的中国却没能起到太大的作用。

民国时期，商店的伙计、公司的职员也有年终奖了，掌柜或经理可能有个上千块或者几百块大洋的年终奖，伙计和普通工人有几十块或几块大洋的年终奖。

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学徒一般没有工钱，可也有年终奖。大方的老板会给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小气的老板会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饭也算是年终奖。

1946年，国民政府的上海市社会局还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制订了年终奖制度，规定以一个月工资为原则，按照企业经营状况酌定。

当时的棉纺织业工人，可以以40天、50天和60天三个等级拿到年终奖。但很多工厂企业并不按原则办事。加上常年战争，社会经济萧条，绝大多数企业效益不好，很多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企业经常不给员工发年终奖。

工人们无奈之下，只得屡屡罢工抗议，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金发放问题。

据民国三十七年《工商法规》载，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其中特意提到：

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

1949年，颁布《公务员俸给法》，规定公务员的年终奖每两年晋升一级。不过，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公务员拿到再多的年终奖又有何意义呢？

真正属于“打工人”的年终奖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光明日报》把年终奖定性为“封建剥削制度下的变相工资”，1951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判定年终奖是一种“不完全合理的津贴制度”。

确实，民国时期，工厂企业的管理者在发年终奖时是忽略员工的能力与贡献大小的，只是按照员工的职位等级给出了相应的金额。

这就导致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跟整天上班摸鱼的人，得到的年终奖是一样的，这既不公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对于新中国国营企业的工人、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来说，虽然没有年终奖，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

1956年前后，国家统筹建立了整套工人福利制度，快过年时不发年终奖金，而是发食物或者票券，最典型的是冻带鱼和冻肉，或让大家排队轮流获得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等。

这种过节发实物的制度很符合计划经济时代背景：发了钱也没用，有钱没票据，能买的东西也很少，不如用好自身现有的资源。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实物奖励逐渐取消，年终奖制度随之复兴，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单位开始在年底发放年终奖金了。

从遥远的腊赐，到现代年终奖，我们经历的每一件有关衣食住行的事情，都能在历史上有迹可循。代代相传下来的传统文化记忆，共同塑造了我们的今天。

参考资料：

李子禾，《民国时期的年终奖》

成海军，《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考察》

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

王磊，《中国人年终奖的前世今生》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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