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施沛霖

岭南地区在我国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金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广州更领风气之先，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大多发端于广州。从典当行、票号、银号到形成规模的民间金融街，都反映出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商业底蕴及民间智慧。在近代革命史中，广州的红色金融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千年商都，“财气”汇聚。流淌在广州城市血脉中的金融基因以及求实、开放、创新的城市特质，令广州在新时期写下了更多传奇的金融故事。

【专家说】
开放催生近现代金融先驱的形成

受访嘉宾
●许涤龙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广州作为千年商都，近现代在金融方面领全国风气之先，其历史原因是什么？

许涤龙：或许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发展史上，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先驱。究其根源，就在于广州始终处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广州的开放可谓源远流长。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古罗马）第一次由海路前来岭南进行贸易，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据史书记载，中国首次派出专使出使是三国·吴黄龙二年（230年），控制岭南地区的孙吴政权派遣朱应和康泰由岭南出使南海诸国。唐代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全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经过90余个国家，航期89天，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明成祖朱棣时期，全国最大的驿馆是广东市舶司属下的“怀远驿”（专门接待外国贡使和蕃商，位于今广州西关十八甫）。

而且，广州是清以后全国唯一未曾关闭过的通商口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取消海禁，最先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对外通商贸易，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个海关。而粤海关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也成为最早面对国际市场的地区，“十三行”的兴隆尽显当时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的盛景。

正是在开放的背景下，清中期以后江南、华南地区的近现代商品经济先行发展起来了。华南相比江南的优势在于毗邻港澳，具有直通东南亚和欧美的便利。这些原因都令广州近现代在金融方面领全国风气之先。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近现代的广州，创下了哪些金融业上的“中国第一”？

许涤龙：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许多都是由广州发端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广州是中国近现代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发源地。

清嘉庆十年（1805年），在广州成立的谏当保安行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保险公司。

清中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贸易的发展，船舶运输和货物仓储不断增加，水、火灾害时有发生，需要通过保险来分散风险。嘉庆年间（1796—1820年），广州成为西方国家商品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嘉庆六年，广州最早出现由外国商人联合达成的临时保险协议，规定对每艘船载货物承保限额为1.2万美元，但此时还未出现任何形式的保险机构。至嘉庆十年，由几家洋行合股组成的谏当保安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又称广州保险社）在广州成立，这是外商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保险公司，标志着中国保险业的诞生。

该保安行由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比尔—麦戈尼亚克—渣甸洋行）轮流担任经理，规定每5年结算一次。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宝顺洋行退出，怡和洋行独自经营谏当保安行，并于道光十六年对保安行进行改组，更名为谏当保险公司（Canton Insurance Company），在广州继续开展业务；于光绪七年12月在香港改组，光绪八年1月1日更名为广东保险公司。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金融资本——英国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或西印度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银行机构。

丽如银行早期以汇兑为主要业务，其自身既买卖汇票，同时也是汇票买卖的经纪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丽如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扩大了营业范围，开始大规模经营贴现和放款业务，但在广州的主要业务还是办理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汇兑。1884年，该行在锡兰对咖啡作物大量贷款，由于咖啡歉收，导致该行损失严重，香港分行也随之歇业。光绪十八年（1892年），丽如银行宣告破产，它在中国的8个分支机构也同时停业，退出了外国在华银行的行列。

除了保险业和银行业机构的创立，近代广州金融还有诸多闪光点。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铸造的光绪通宝是中国最早铸造的机器铜钱；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州铸造的七二正版龙洋是中国最早铸造并流通的机器银元；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15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在广州成立；1928年2月20日，全国第一家红色政权银行——海丰县苏维埃劳动银行成立。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从近现代中国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发端，到成为当代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体现了广州怎样的城市基因和优势？对当代金融业带来什么启示？

许涤龙：岭南金融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不竭的创新发展动力，最大的优势是求实、开放、创新。

广州的开放基因一直延续下来，并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由此催生当代广州金融不断创新创造。例如，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辨伪点钞机，拥有亚洲乃至全球首屈一指的ATM和AFC权威研究机构，开发了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电子资金转账系统，建立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广州民间金融街，创立了全国首家小额再贷款公司，等等——广州金融的辉煌仍在继续。

【博物馆说】
几多广州金融佳话
尽藏一方“财富”天地中

坐落在广州越秀区庐江书院旧址内的岭南金融博物馆，是华南地区首家综合性的金融博物馆。在馆藏的10000多件（套）藏品中，从岭南最早铸造的货币，到清朝、民国的世界各国钱币，再到当代金融证券都应有尽有。

钱币无疑是这里藏品的主角之一，清代从粤海关流入广东的各国银元、广东造币厂铸造的钱币等，都是广州城一百多年来“财气”汇聚的实物佐证。而旧时民间借贷、典当及银号等传统金融行业留下的形形色色的金融藏品，也折射了广州金融界的民间智慧。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关广州及岭南的红色金融往事，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壹】
粤海关银与广东钱局
佐证广州“财气”汇聚

①清代粤海关银见证贸易盛况

清政府宣布开放海禁后，先后设置四海关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当时，外国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和陶瓷等大宗商品，海关征收了大量的关税，并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海关收取的关税主要是银锭和银元，品相较好、较完整的银锭会直接上交国库，而一小部分银锭和银元会进入市场流通，其它则入了官库，回炉重新熔炼成规格、成色统一的银锭，并加盖特殊的印戳，成为官银。因此，自“海关”设立以来，就产生了大量的“海关银”。

岭南金融博物馆馆藏粤海关十两银锭，是清朝对外贸易巨大发展的重要见证物，并体现了官银铸造、流通等文化特征。

清政府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后，只保留粤海关进行对外的大宗商品贸易。大量白银随着贸易流入广州，以西班牙银元(本洋)、荷兰银元(马剑洋)、墨西哥银元(鹰洋)、英国银元(站人洋)等为主，其中本洋和鹰洋流入数量最多。

白银的流入奠定了广州“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美名，这也是粤海关银锭产生的重要成因。

●西班牙银元

又称本洋。有双柱、查理三世像、查理四世像、费迪南七世像等四种版式。这种银元含银90%。

●墨西哥银元

又称鹰洋。币面有鹰花纹(鹰为墨西哥国徽)。道光九年，鹰洋已流入广东，其大量流入则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英国贸易银元

俗称“站人”“站洋”银币，银元正面中央是英国海洋女神形象，女神侧身而站，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扶盾，盾面绘有英国国旗标志。背景远方为一艘英国三桅帆船。

●法国贸易银元

俗称“坐洋”，银币正面主图为自由女神坐像，女神侧身而坐，左手扶椅，右手持杖，旁边为几束生长旺盛的麦穗，在靠椅后面垂挂有象征海洋贸易的船锚。

●“烂板”

在这些银元的流通过程中，如果银店收取银元，一般都会在银元上打戳以示负责。早期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中多见硬戳，即用钢印，一般为一个简单的汉字或符号打在银元上。每转手一次便打上一次戳。在流转多次之后被打了多个戳的银元就会变成俗称的“烂板”。

②广东钱局留下几多金融佳话

在对外贸易中，传统而繁复的银两制度渐不再适用。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向外国采购铸钱机器，制造便于流通的银元。当年四月得到朝廷许可。同年，张之洞选址广州大东门外黄华乡（今黄华路）并动工兴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铸钱厂。选址的考虑是因为当时这里近河道，连通的濠涌直抵河口，交通运输便利。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铸钱厂竣工，占地面积82亩，定名“广东钱局”。光绪十五（1889）四月二十六日开炉铸钱。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铸钱厂——广东造币厂成立，开启了中国铸币工业的近代化。

1889年，广东造币厂试铸了光绪通宝，这种七钱三分的银元比市面流通的外国银元成色好、分量重，老百姓纷纷收藏。这套银元很快被人收藏或熔毁，减色减重再铸以牟利，所以，七钱三分的银元流通时间很短，很快就退出了流通市场。

出师不利后，造币厂重新铸造了七钱二分版银元，俗称七二番版。可惜还没来得及发行，就在朝廷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银币光绪元宝的四周被洋文环绕，仍置洋文于面，体制未合。于是只能重新设计。因此七二番版存世量极其稀少，是中国银元收藏界的珍品。

经历了前两版银元的失利，第三版光绪银元终于被市场认可，迅速占领了流通市场。

【贰】
形形色色的金融藏品
折射旧时广州金融界民间智慧

随着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增强，作为民间融资渠道的广州典当业迅猛发展，有“当铺多过米铺”之称，并经历当、按、押、小押的发展历程。清代、民国时期典当业相当兴盛，民国二十三年（1934）广东的当铺多达1276家，广州则有525家，曾经“当铺多过米铺”。

银号则起源于明代的钱商，是从主营货币兑换、货币熔铸、金银首饰制造等行业转变成为经营存款、放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大型银号还有发行银票、钱票的功能。

民间借贷、典当以及银号等传统金融行业，为解决当时民间资金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戥子

戥（děng）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称重计量工具。清人钱大昕谓：“等子所以称物者, 俗作‘戥’”。民间交易的繁荣，促进了戥子的使用，使金银称量更加便捷。

●算盘

大商号、大银号交易数量很大，会用到特制的长算盘，或通常放置于钱庄柜台，一分为二供店小二使用。而当店家出门谈个小生意，以便携为主，也出现了与戥子大小相近的小算盘。

●天平与砝码

戥子虽然便携，但过重的物件还是需要使用大天平和大秤杆。

●钱庄工匠铜锤

这件藏品是钱庄用的工匠铜锤，其与一般工匠锤相比，特别之处在于侧面书写有文字：广州濠畔。旧日广州濠畔街银号钱庄集聚、货物交易十分繁忙。小小一枚“濠畔”铜锤，折射出广州“小秦淮”的旧日繁华。

●带电话号码的十八甫钱庄店金银盒

这件十八甫钱庄店金银盒上有一串奇怪的号码：14988，其实这是一串电话号码。据文献记载，光绪三十二年，新建电话西局于十三甫南16号，安装由日本制造的磁石式人工电话总机7座，每座100个号码。专供十八甫钱庄、金银铺和丝绸业等商户装用，体现出岭南人善于使用新技术，敢于开拓新领域。广州较早使用电话的人是从事商业和金融的。

【叁】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
岭南红色金融作用重大

身为广州人，广州中央银行的往事你是否知晓？而从全国第一家红色政权银行——海陆丰劳动银行在广东诞生，到“南方券”见证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激烈的金融斗争，革命岁月里的红色金融历史，值得一代代人铭记。

●中央银行促进了财政统一，巩固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

中央银行的地址设在如今广州沿江中路193号，即现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一支行营业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广东革命根据地也渐趋巩固，孙中山于1924年7月24日批准宋子文的呈请，同年8月15日正式成立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立以后，不仅担负起革命政府须借助金融机构实行的财政、经济职能，而且业务范围和享有的特权都超过其他银行、银铺，成为革命政权所辖地区的无可争辩的金融中枢。

从初创到结束，广州中央银行只存在了四年多时间，它自成立之日即担负起时代使命，积极为政府筹划军政经费，促进财政统一，使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国民政府得以有力量兴师北伐。

●解放广州前夕，南方人民银行发行纸币南方券以统一华南金融市场

解放广州前夕，广东地区各根据地就已建立起一系列金融机构，并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1949年7月8日，南方人民银行正式成立，总管理处设在揭西。

南方人民银行发行的南方券包括1元、5元和10元三种面额主币，1角、2角和5角三种面额辅币。南方券成为了华南解放区统一的本位货币，它的发行为驱逐外币、发展解放区经济、统一华南金融市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各级分支机构相继建立，南方银行宣告全面结业。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在广州受到踊跃支持

新中国刚成立三个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发行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1年1月5日至3月31日为发行期，债额定为一亿分。在中国国债发行史上，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开国家债券之先河，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以实物来计价的国家债券。

公债发行额度按各大区分配。广州是中南地区最踊跃支持国家公债的城市之一。这一光荣状折射出岭南工商业界群众踊跃认购的热情，更体现出岭南群众对新中国政权的积极支持和高度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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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部分资料及图片提供 | 岭南金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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