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施沛霖 徐炜伦
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徐炜伦 施沛霖

千年广州，文脉绵延不断。一砖一瓦，皆有历史留存。

早在1700多年前，“广州”二字，已深深地镌刻在历尽沧桑、粗粝朴实的古砖上。

砖，本字为“甎”，也有“甓”、“壁”等古名，看似其貌不扬，随处可见。然而一块来自古代的铭文砖，在金石学者、古砖藏家眼里，绝非普通的砖头，而是一件可“证经补史”、向历史问道的敲门砖。

自东汉至民国，广州地区在不同朝代都有古砖存世，古砖上的文字和图像，为人们认识古代广州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广州地区的存世古砖有何历史价值？各个朝代的砖铭有何特色？“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中国砖铭全集》，系统辑录了从战国到民国近7000种中国古代砖铭，其中广州地区的有数十种之多，不乏富有岭南特色的珍品。该书主编黎旭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古砖蕴藏的丰富历史人文信息。

【专家说】

受访嘉宾 黎旭

1967年生于广东电白，毕业于暨南大学。古砖金石文化学者，湖北省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砖铭全集》主编

古砖价值：文化载体与实物史料

作为建筑材料，历朝历代皆用砖。秦汉以来几乎每个历史年代的古砖都有实物存世，而且砖铭內容丰富，书法风格齐全，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古砖金石文化学者黎旭认为，铭文砖作为古代文字的载体，其学术功能并不逊色于甲骨、青铜器、石刻、简牍、法帖、书迹等传统主流器物。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古砖很早就被金石学家发现和研究，古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黎旭：中国是世界上建筑用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砖是建筑材料，也是文化载体。

此处讲的古砖，是指砖体表面附着有文字、图案的古砖，最早出现在战国早期。它是传统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地位不逊于青铜器、石刻、甲骨文、古陶文。

古砖的特点是量大，历史跨度长，覆盖面广，基本上从汉以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古砖存世。

古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学术和历史的研究价值上。它是实物的史料，砖铭的内容分成记名、标识、纪年、记事、颂祷语、墓志、地券（契约类随葬品）、随笔八种，文字书法的形态也多种多样，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

通过研究古砖，我们很容易发现存世史料、书籍上看不到的信息。因为砖上的文字和画像多是古代社会中下层民众的作品，它所记载的内容，往往是中国的官方历史典籍中所缺少的，故古砖具有“证经补史”的作用，是庙堂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清朝的乾隆、嘉庆时期之后，中国的金石学复兴，研究古砖的学者渐多，古砖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其意义也越来越丰富。到了清末，已经出现不少研究古砖及著录古砖拓片的专著。

清末民国时期，对古砖研究卓有成就的大家有陈介褀、陆心源、罗振玉、王国维、鲁迅等。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藏品质精量富，青铜彝器、权量诏版、玺印、封泥、陶文、镜鉴、刻石、砖瓦、古币、泉范、碑帖、书画等无所不包，他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享誉海内外的毛公鼎曾是他的旧藏。簠斋陈介祺藏砖文拓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以汉、晋时期为主，砖文或为年号，或为地名，或为吉语颂祷之词，文字砖书体方圆兼备，皆为珍品。

同时，古砖也极具收藏价值。古砖的收藏风气自唐朝已兴起，唐朝人素喜将汉晋古砖雕刻成砚台，并视为风雅之事。

我国金石学滥觞于北宋，南宋郑樵著《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列于二十略中，金石学自此成为专门学科。古砖作为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宋朝就受到了重视。乾隆嘉庆年间，古砖收藏十分蓬勃。清朝名臣、金石学家阮元喜收古砖，书斋名为“八砖吟馆”，他将砖文拓下来寄赠好友，集诗题跋。到了清末民国，藏砖风气尤甚。吴昌硕为其中佼佼者，不但收藏古砖、砖砚，其书法篆刻更从古砖取法，并将古砖拓印后题跋、补画等，极有文人意趣。

存世古砖佐证广州历史风貌

广州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广州”二字不但出现在历史典藉中，也深深地镌刻在久经沧桑的古砖上。

早在秦代，“番禺”成为秦南海郡的郡治，是广州最早的地名。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以岭南疆域的合浦为界，将交州(辖域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分为交州与广州两部分。大概以合浦以北以东区域划归广州，合浦以西以南区域划归交州。广州州治仍在番禺(即今之广州城)，广州之名由此而来。

比起江南、中原地区，广州地区存世的古砖数量并不算多，主要集中在东汉、西晋、南汉、宋、明、清及民国时期。广州地区存世的东汉古砖，砖铭中刻有“番禺”二字；西晋永嘉年间的古砖砖铭上已出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等的字样，有学者认为这是广州地区出土的古砖中首次出现“广州”字样，是1700多年前广州风貌的实物佐证。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广州地区的存世古砖主要集中在哪些历史时期？各有什么特色？

黎旭：广州地区的存世古砖较集中在东汉中后期、西晋后期、南汉、宋、明、清及民国时期。

东汉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番禺发掘出土的一批古砖。如“成孰”古砖、“番禺都亭长陈诵”古砖等，都极具代表性。

还有一些模印砖，如“长乐富贵周氏墎”砖，这一砖铭是隶书的变种，十分成熟，书法艺术非常高。

其中一品相当有意思的乘法口诀砖，从“三九二十七”到“五九四十五”，都刻在砖的大面上。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在广东地区，各方面的文化都是比较成熟的，与中原等中央地区一脉相承。

建国后，在广州地区发掘出一批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的模印文字砖，比如模印有“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广州祛不祥乐未央”等吉语的古砖，这些砖铭极有地方特色。西晋永嘉五年（311年）的永嘉之乱，中国北方陷入战乱，经济残破，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处于“平且康”的社会局面，诗般的砖铭记录了广州这一段和平盛世。

值得一提的，还有五代十国的南汉时期的广州古砖。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刘隐、刘岩兄弟建立的以广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政权，刘岩称帝后又改称广州为兴王府。这一时期发现的古砖铭大概有十多二十种，如“大汉白龙乙酉”，这个砖铭是典型的草书，草法精妙，它是湿刻上去的。

模印砖方面，砖铭为“白龙元年三月十四日故靖海将军陈公之墓”的古砖便很具特色，这是一个墓砖。还有“大有元年九月朔”砖，是属于城墙砖。

在广州地区存世的宋代古砖里，比较富特色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诗歌随笔为内容的刻画砖，第二种是城墙砖。民国时候拆广州城墙时，曾拆出了一批古砖，另外解放后在广州北京路附近也出土了一些广州的宋代城墙砖，存世的宋砖以这两批为代表。

以诗文为内容的宋砖砖铭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品广州城墙砖，为博物学者、顺德名士蔡守旧藏的，上刻七言诗曰：“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秤米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远难得步/水深泥滑阻工程/传语诸公除减少/莫教思苦众军人。”这些诗文显浅易懂，颇具民间特色，反映了宋代劳苦大众和守城军人的艰辛生活。

在广州地区比较有特点的明代古砖，是近年在广州金沙洲出土的明末陈天游的墓砖。陈天游为明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应天府尹，其家族“一门七进士”。

及至清朝，广州地区古砖存世数量较多，有城墙砖、官邸里的砖、书院里的砖、陵墓砖等，文字和图案繁多。较有特色的是类似宋朝的诗文砖，艺术水平很高，如“宋之问登粤王台五言诗”砖，行草写得非常好。这种砖还有一个好处：它留下了那个时代诗文的另一种版本，可以对照典籍，互为考据。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在近现代，学者对广州地区的古砖研究和收藏的情况如何？

黎旭：广州地区的古砖研究和收藏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起就很蓬勃，特别是清末民国及现当代，有很多前辈学者作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顺德名士蔡守及其如夫人、被苏曼殊赞为“画人印人一身兼、挥毫挥铁俱清严”的谈月色。在民国期间，广州拆城墙时拆出的许多古砖，其中大部分被蔡守夫妇保存下来，他们还共同主持东郊猫儿岗汉墓发掘。因为他们收藏，使这些古砖及拓片得以保存，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历史原貌。

另一位大家是黄文宽先生，他以法律为业，又广泛涉猎考古、碑版、史学、书法、篆刻等，为岭南金石大家。从民国开始到建国后，他在古文字考据、古砖研究方面颇多建树，起承上启下之功。

王贵忱先生是版本目录学家、文史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和钱币学家，他对广东地区古砖的收藏保护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收藏的南越王国文字陶瓦，全部捐给了广东省博物馆。

古砖收藏热度升温

走入黎旭位于广州小洲村的大自在山房，顿时觉得身心安静下来，这里架子上、案头上都层层叠叠地摆放了不同年代、不同铭文和图案的古砖，透出岁月沧桑感。

从1993年收藏第一块古砖起，近30年间，黎旭的藏品已达数千种之多，出土地区涵盖中原、西北、江南、华南、西南巴蜀等地，他曾向海南博物馆捐赠300件古砖、向湖北博物馆捐赠100多件古砖，并向中山大学捐赠一批古砖拓片等。

从上世纪90年代国内只有二三十位古砖藏家，到如今藏砖、爱砖人士遍布大江南北，砖砚和砖铭拓片的热度也越来越高，黎旭见证了近年古砖收藏市场的变化。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近年古砖收藏的热度如何？哪类古砖藏品较受欢迎？

黎旭：当代的古砖收藏，除了学术研究意义以外，还有着现实的经济意义。古砖收藏一般分两部分，一是原砖收藏，这是较为常见的。另一种是把古砖改制成文房用品，如砚台、镇纸、笔筒，也很受藏家欢迎。

在拍卖市场上，这类藏品价格非常高，如民国时候的一些名人收藏过的砖砚，动辄都是几百万元成交。当代的古砖，由金石文化大家亲手改制的砚台，也是当下收藏的热点，很受文人追捧，收藏价值也非常高。

【藏家说】

“言必有本，无征不信”
“贫”字瓦范表明： 广州东山曾存在南越瓦窑

●受访嘉宾：王大文

著名文史学家王贵忱之子及学术助理，编辑整理《南越国陶瓦墨影》《可居室藏钱币文献图录》《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等

5月的一个午后，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来到著名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王贵忱家中。在这所位于广州五羊新城的幽静书斋里，王贵忱的长子王大文向记者展示了一套散发着墨香的《南越国陶瓦墨影》。此书是在王贵忱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的363片南越国残瓦中，选取了171品残瓦，由王贵忱祖孙三代费时一年多编拓而成的。在这批文字残瓦中，“万岁”瓦当、“□贫”字瓦范皆是有代表性的岭南文物。

王贵忱在书中题跋：“岭南文脉，渊源有自。不佞辽东策马南来，忽忽近七十春秋。叹岭南文化博大精深，爱之，学之，传之，今亦粤人矣”。王贵忱以传承岭南文化的行动来回馈了岭南对他的培育。

广州是岭南文明的发源地。秦末汉初，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据史记载，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将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先进文化和社会模式引入岭南，南越陶瓦便是这个历史进程的见证物。

王大文向记者回顾了这批南越国文字残瓦的发掘、保存及捐献始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广州修建广九铁路，在东山龟岗出土了一批文字陶瓦，岭南学者潘六如以其字体有篆隶递变特征，考为南越王宫遗物。这是岭南首次发现南越国文物，使《史记》《汉书》南越国之说得实物佐证。潘六如将研究成果整理为《潘六如南越瓦文稿》，其中《拾瓦行》诗真实记录了在广州东山地区发现南越残瓦的过程：“……土中有奇物，绳文如错纵。隐隐有虫书，刻画争玲珑。视之为瓦文，考据无适从。种类不一致，彼此非雷同……”

其后，岭南学者汪兆镛、潘龢、蔡守、谈月色、谢英伯、李尹桑、陈大年、邓尔雅、黄慈博、黄少梅、罗原觉、关寸草、冯霜青、曾传轺、黄文宽相继参与对南越残瓦的发掘、研究。

1949年王贵忱随军南下，寓居岭南。从温丹铭、卢子枢、黄文宽、温原等友人处得到大批南越残瓦及潘六如《南越瓦文稿》稿本、温丹铭钞《蔡哲夫集南越瓦文稿》钞本和关寸草南越瓦墨拓若干。1990年，王贵忱将所珍藏363片品南越残瓦悉数捐赠广东省博物馆。

20世纪90年代，广州发掘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大批文字陶瓦残片，经对比研究，与广东省博物馆藏南越国陶瓦残片形制基本相同，不少文字是同模的。南越陶瓦普遍使用文字，而这些汉字，当为岭南最早的文字。陶瓦有文字作记，可见南越国仍受秦制“物勒工名”的影响。

王大文告诉记者，在广州东山地区出土的这批南越残瓦中，有一种是独有的，那便是“瓦范”（也称陶拍，用以拍印瓦上的文字和点纹）。“这个‘□贫’瓦范极珍罕，为目前仅见之文字瓦范，范面呈椭圆凸状，范底平，形厚硕，字与圆点阴刻范面，拍印陶瓦，文字与圆点俱现。当时有专家曾以为陶瓦文字与圆点是分别拍印，有此原物，真相大白。”王贵忱信奉“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此“□贫”瓦范，是东山地区曾存在南越瓦窑的重要证据。

2019年， “岭南文脉——王贵忱捐赠南越陶瓦展”曾在省博举行，这些珍贵文物也得以向公众展出。“为免散佚，将这些珍贵文物和古文献捐献给国家，是父亲的心愿，也体现了岭南学人对岭南文化的代代传承。”王大文说。

他告诉记者，在广州恤孤院路附近，有一条瓦窑街，他一直希望能考证这条街与南越瓦窑之间存在的关系。关于这个与汉朝共存了93年、广州历史上著名的古国南越国，要获得更多的实物资料和信息，也许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

【延伸阅读】

●《千甓亭古砖图释》

1891年陆心源所著的《千甓亭古砖图释》，是一部古砖铭著录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书中共辑录1320余种两汉至元代不同的古砖铭拓本，远超前人著作，并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石印印刷技术，比较真实地表现出古砖铭的文字和图案。此外，陆氏对每一种古砖拓本均标注尺寸、內容、出土地等讯息，并对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字加以考释。这一著录方式能直观反映砖铭的准确內容，逐渐为此后古砖铭研究者所采用，影响深远。

●《广州古城砖拓片及修城考》

此书是金石学家、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黄文宽生前著述之一，由其儿子黄大同整理、选编。书中包括20余件广州古城砖拓片及题识文字和广州建置修城的考证文稿两部分，均为黄文宽用小楷写成的手稿。书中所录城砖拓片以宋代居多。读者从中可以读到广州建城2200多年来的历史点滴。

●《中国砖铭全集》

此书是以汇总中国古代文字砖铭为主要內容的中国书法艺术类工具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砖铭的历史年代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为民国时期。此书科学系统地辑录了中国古代砖铭图版近7000种，在中国古代砖铭书法艺术研究领域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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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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