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玉平

学术上的“孤峰”与“远浦”

学术史素来纷繁复杂，甚至不无光怪陆离之处，但其中有数的称誉光赫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以从时代中抽离出来，自成鲜明的个体；一类则无法抽离，深度浸润在那个纷纭挥霍的时代学术之中。前者宛然孤峰独立，极目四周，旷然而平；后者虽也如危峰兀立，但环山皆山，此山身在群山中。这当然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

我说这些，并没有从大视野来纵论学术史的野心，而只是想交待这本书名的变化轨迹。我一开始想写的其实是一本叫做《况周颐词学研究》的书，但写着写着，竟然就变成现在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的书名了。这一转变的具体原因，实际上我也说不太清楚。但大致可说的是：况周颐词学其实承载着整个晚清民国词学的发展源流，他当然有专属于自己的词学思想，但他同时也是那个时代词学的聚合体。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读王国维是读作为词学个体的王国维；而读况周颐，则是在读一个时代。唐代诗人贯休说：“远浦深通海，孤峰冷倚天。”（《上冯使君山水障子》）形象一点说，王国维有点像清冷倚天的“孤峰”，而况周颐则有点像深广通海的“远浦”。这当然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比拟了。

晚清民国词学：从陈廷焯、况周颐到王国维

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我在1988年读硕士时写的一篇《况周颐“重拙大”说浅探》作业，是手写的稿子，近八千字。我如发现“文物”一般急忙读完，这才恍然觉得，题目中的“浅探”是如此的名副其实，通篇毫无发现，竟然也敢摇笔作文，真是惊出我一身冷汗。亦与钱锺书《谈艺录》所谓“壮悔滋深，藏拙为幸”云云暗合。

好在此文不待壮年滋悔，在我年轻时就一直藏在深闺，未曾发表，否则就特别愧对学术史了。但即便藏拙于今，也足以让我自警了。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对现在这本书中的章节内容，我就完全能释然自处，但聊以自慰的是：其中至少沉淀了一些更多的读书和更深的思考时光在里面。

我对况周颐发生兴趣其实在王国维之前。大学时候在随园的书店里，我就曾买过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间词话》《蕙风词话》合刊本，所以读王读况，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因为王国维的文字读来多有其来无端之感，未免抽象一些，我既然懵懂其间，搁置便也成了常态；而况周颐的文字则更为感性、更具诗情、更有光泽，自然也更容易吸引我的注意。

读硕士时，我没写过有关王国维的文章，而写了一篇论况周颐的文章，大概是这一阅读感觉的继续了。看来纯粹跟着感觉走的学术，有时一样让人汗涔涔下的，因为感觉的欺骗性真是防不胜防。

我从学术角度对晚清民国词学的关注，粗粗算来，应该超过三十年了。最早细读的是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云韶集》《词则》《骚坛精选录》《白雨斋诗钞》《白雨斋词存》等，相关的研究成果大体收录在《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上、下）中，总有近20万字。

陈廷焯从选本到词话的学术理路，从浙派到常派的词学宗尚变化轨迹等，皆清晰可辨。尤其是其在《白雨斋词话》中持“沉郁顿挫”之说衡诸词史，“以一驭万”，词学的格局固然不能说大，内在的逻辑却是相当周密的。

王国维在早期的哲学研究与中年以后的文字音韵、历史地理研究之间，有数年时间沉潜词学，或考订词集，或辑佚词作，或编纂总集，或撰述词话，或考论清真，各有建树，而《人间词话》则在其中独领风骚。其以“境界”为核心建构境界说的多维体系，使得其词学带着鲜明的时代气息，也因此在整个20世纪迄今发生了巨大的社会与文化反响。

况周颐的名声大致在陈廷焯与王国维之间，但此处所谓“名声”的高下并不直接对应词学成就的高低。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王国维的词学备受冷落、黯然边缘的情形不同，况周颐从20世纪初开始便一直占据着词学主流的位置，在从祁隽藻、端木埰、王鹏运到朱祖谋这一脉的词学中，况周颐所得青睐特多，兼之博闻广识，天赋清才，使得其词学既渊源深厚，又自出手眼。

故在词学界中，况周颐以兼擅填词与论词，而蔚成一时代词学之祭酒。即便王国维当年在词话中对朱祖谋、况周颐等晚近词人含沙射影，甚至偶尔失态，出言不逊，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当时词坛的领袖地位。而在三十年代之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便开始摆落诸种词话，一骑绝尘，从词之一体进而入于更广泛的接受领域。看来一种理论之得时与否，还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的。

难以兼容的明流“重拙大”与暗流“松秀”

但实事求是地说，从对词体词学的专精而言，况周颐不仅探骊得珠，所得独多；而且不可替代，难以超越。这也是词学界一直高看况周颐的原因所在。但当下学界对况周颐的认知，在我看来，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词心词境”说自然别具理论光彩，而其“重拙大”说则如神龙出没，一直处于云障雾绕之中，难得一睹真面。而读《蕙风词话》者，困惑恐也不少。

如视“重拙大”为词体本质与批评标准，何以词话之中，逸出之观念与评点如此之多，甚者与之矛盾对立者开卷可见？而在其晚年为刘承干代撰之《历代词人考略》中，何以“重拙大”的整体表述悄然消失？再回顾从20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中期，在诸种词话中，何以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况周颐对“重拙大”说的阐释几乎没有变化，且一直散乱在词话各处，未能统归？

要厘清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疑问总归是疑问，而疑问背后的精神考量其实不可回避，也不容忽略。如果翻检况周颐多种自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当王鹏运、朱祖谋等一帮晚清名臣发现了倚声天才况周颐，尤其是发现了况周颐的词学宗尚直追五代北宋之时，以我心忖度，他们是喜忧参半的。喜者不言而喻，忧者是如此天才如果任其别张一军，则在彼时彼刻，或难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如果将此等才华卓异之人引导到他们所信奉、追求的南宋“重拙大”一路中，则无疑平添一员健将，从此源流承续，前景可期。接下来就是语重心长、娓娓道来的劝说和教化。况周颐一开始的反应是迟钝的，或者说是抗拒的。但面对如王鹏运这样声望特出的老辈，他经过长达五年的犹豫、徘徊，最终还是表达了归附之心。

我不知道况周颐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内心究竟是清澈自如，还是混沌如初。我知道的是，此后况周颐果然在每一种词话的开头，都高悬“重拙大”的旗帜，以此表明自己的词学取向以及谱系所在。此在王鹏运，当可含笑九泉；而在朱祖谋等人，也是老怀堪慰。但他们终究还是小看了天赋的力量，源于本心的审美方向与对“重拙大”说的时时悖离，总在词话中顽强出现，而况周颐似乎无暇顾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一任其行。

我也是在反复的阅读中，发现了“重拙大”说固然是况周颐词学的一条明流，但如“松秀”等观念，则如一条暗流，虽静水深流，却也汩汩而出，蔚成江河。尤其是其大量持“松秀”观念以评骘词史之例，宛然别立一旗，另开一脉。

而细检“松秀”之内涵，其与“重拙大”说并非双水并流，而是彼此碾压，难以兼容。我这才知道，对况周颐及其词话，实在是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初一念，现在直言揭出。知我罪我，不遑计也。书中《况周颐与王国维：相通的审美范式》一章，也是与此呼应的。

本书对况周颐的若干词学文献如《历代词人考略》、《联益之友》刊况周颐《词话》等的研究，对其与梅兰芳演剧相关填词创作的探索，对其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词体与其他文体之关系等的论述，当然主要集中在况周颐一人。

而论词学批评学、修择观的发生，对“诗馀”“潜气内转”“哀感顽艳”等范畴的讨论，对罗庄《初日楼稿》等的分析，都是将况周颐与批评学、修择观的建构过程，若干词学范畴的源流，沪上词坛的集体认同等绾合来写，体现的不仅是况周颐一家一说，而是晚清民国词学的一些共同关注的内容。

当然，在这些带有共性的话题中，况周颐都贡献了重要的、关键的和创新性的思想。这是我在《绪论》中，以“这是一部以况周颐为核心对晚清民国词学进行重新考量的著作”开端的原因所在。

本书各章都曾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其中《文学遗产》5篇，《文学评论》2篇，《文艺研究》1篇，其他散见于《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江海学刊》等刊物。多承各杂志外审和责编提出宝贵意见，我都曾尽力吸收，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因为单篇论文发表时，考虑到相关论述源流和语境的特点，各篇在材料取用和论说时也略有重复。这次整合书稿，除了做体系性的全面考量，也统一做了删复去重的工作。但出于各章论说自足性和关联性的需要，也还是有少量材料和语意重复者，这是要对读者特别说明的。

施议对、王兆鹏二先生乃当今词学标志性人物，他们因我之请慨然赐序，光洁拙著，令我感恩感怀。2018年我初步整理书稿时，侧重在对况周颐本人词学之研究，初稿奉呈施先生请序，不久就收到施先生来序。

后来因调整思路，将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作为书稿之主体，增加了不少章节，施先生遂再赐一序。至去年第三次整合书稿，发现施先生二序稍有重复，因请先生斟酌其事。施先生遂以后序为主，将前序之相关者作为“补记”置于后序之后。老辈之关怀与严谨往往如此，能无感乎！

兆鹏先生研究任务繁重，本不敢叨扰，但因我们相识二十余年，知我为深，兼及此书中诸多篇章，此前也多有请兆鹏先生指教者，故亦贸然请序。兆鹏先生真一丝不苟，他不仅费了一周多时间仔细审读了书稿，而且在审读时与我多有交流，用心特甚，或补证材料，或斟酌体系，或提示文献线索，甚者连用字用词有欠精准处也颇多指正。

二先生之序对在下及拙著多有奖掖，但我未敢自是，权当寄予殷望并指出向上一路而已。有师辈若议对先生，有学友若兆鹏仁兄，亦余之幸也。在此特向施、王二先生敬申谢忱。

所谓笨功夫，即细读文本

我研究王国维大体持续了十年时间，相关成果《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有幸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而我关注和研究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时间跨度则超过了三十年，这次《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一书能再度入选“文库”，令我既感且愧。

世界如此浩大，学术如此深广，而我所知所论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且即便这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也有知之未必真、论之未必准之忧，其中浅薄与错漏之处，尚请读者多予赐正。

我以前写过一部简略的《倦月楼论话》，为门弟子言说撰论要义，其中有几则，至今读来，还是未变心衷：

前人论治学辄言：聪明人下笨功夫。此乃就聪明者而言，若自忖不够聪明，则尚须加多一倍甚至数倍笨功夫。比得笨功夫，方能留得天地供聪明驱遣。徒恃聪明者，吾未见其有真学问也。

所谓笨功夫，即细读文本，便一字一句亦不放过。昔朱子言读书“须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水中”，即喻沉潜含玩功夫也。文本阅读既熟，自能贯通无碍，悟得其旨，此亦朱子所谓“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之意。若稍作即辍，不能连贯其思，总是功夫未够耳。

昔吏部有作文“气盛言宜”之说，然撰论或与之稍异，若于从容之中自然带出力量，方为论之胜境。故少年撰论往往意气过甚，盖功力未至也。读老辈文章，则仿佛闲坐而说流年，一声一息，未见深重，而其中曲曲折折，俱和婉自然，如在目前，令人神往。此视一味声色俱厉而言多枝蔓者，其境之大小可立判矣。

佳文总是兼有理论与文献之长，理论见凌空之思，文献见踏实之功。此亦融斋所谓“读义理书，要推出事实来；读事实书，要推出义理来”也。昔章学诚曰：“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为文若兼得义理（发挥）与事实（征实）两翼，其庶几乎！故视野不妨开阔，问题总落实处，俯视、仰视、平视三种维度于一文之中，须交叉使用，方使文章动宕得奇。

在为这本书稿撰写后记时，我忽然想起这数则论话。这些话语既出自我手，也镌刻我心，故备录于上，略供自我反省。我研究王国维词学，先做了一部《人间词话疏证》，然后再进入有规模的理论研究；我研究况周颐词学，也一直计划先做一部《蕙风词话疏证》，这项工作虽然至今尚未煞尾，但积累的材料已然可观。

若论下笨功夫，倒真是无愧色的。但掩卷而思，我这才发现，我虽然絮絮叨叨对门弟子说了这么多，其实很多只是我的一点理念和向往之心而已，我自己也一直在艰难实践中，且成效甚微。但无论如何，这总是我努力的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定力。而有方向和定力的学术，才是稍可放心的。

彭玉平

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中国词学会副会长等。著有《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诗文评的体性》《唐宋词举要》《人间词话疏证》等，先后荣获教育部、广东省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次。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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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