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成书于澳门的“近代思想史明珠”:《危言》一卷震动朝野,“商战”二字启沃百年
2021-01-23 10:30 羊城晚报•羊城派 原创
粤商中走出的近代杰出思想家郑观应,在澳门潜居五年编著《盛世危言》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琼

粤商探源⑤

“龙头左巷”。循着澳门特有的、白瓷片上描蓝色中葡文字的巷名,我们来到了“硕学粤商”郑观应在澳门的家——郑家大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巷口大榕树下的路标柱上,嵌着好几块指向牌,“圣若瑟修院”与“郑家大屋”交错标指,举世闻名的大三巴牌坊就在1.5公里之外,一时把羊城晚报记者拉回到郑观应与《盛世危言》产生的年代。

郑家大屋巷口的路牌

华洋杂处、众声喧哗,澳门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也是郑观应痛未定而再思痛、编订传世之作《盛世危言》的地方。

这部著作,不仅令粤商这个群体摘取了一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明珠,也体现了岭南文化勇敢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报效国家的胸怀。

隐居著述

澳门博物馆的陈丽莲研究员正在郑家大屋等待我们,她是此地郑观应纪念馆的主要策划者,深度参与了郑观应研究和相关的家族文物收集。

进入郑家大屋宅院之前有长长的轿道

陈丽莲引导我们在这所岭南派院落式大宅中参观,一边介绍,郑家大屋位于澳门半岛妈阁街亚婆井龙头左巷10号,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始建年份应在1869年左右。

大屋主要由两座并列的四合院建筑组成,是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开始修建,然后陆续由郑观应兄弟出资加建、连片而成。

荣禄第匾额

历经百多年沧桑后,2010年郑家大屋对外开放,让市民和游客重睹这所清末名人大宅的风采。2019年,澳门博物馆又在大屋旁边的公用建筑中设立郑观应纪念馆,为郑氏文物的收藏及与上海、广东展开关联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如今的正厅入口处“前迎镜海,后枕莲峰”的对联来自郑观应的诗句

经过长长的轿道,步入内庭,抬头所见“荣禄第”“通奉第”“余庆堂”等匾额、堂号,无不提醒着我们此间主人与中华正统文化的契合,而透过砖花、窗拱、柱子等建筑细节,又可见到岭南大户人家对外来文明的笑迎。

郑家大屋内庭还有这样别有洞天、中西合璧的小院落
这是岭南大宅特有的贝壳窗

在庭院最靠里处,即现存郑家大屋的西南面,是一座上书“日月光华”四字的两层门楼。“从我们发现的家族文书推断,这门楼以及再往外围现已不存的建筑部分,就是郑观应出资为自己这一房修建的。1885年之后,郑观应隐居澳门约五年,就是在这里编著了《盛世危言》。

“日月光华”门楼以外才是郑观应当年为自己这一房建的房屋,但今已不存

变法大典

编订而不是撰写?是的。

陈丽莲介绍,《盛世危言》并非郑观应在澳门从头写就,他在手订各版本的序跋中也陈述,里面的文章其实是随笔札记、经年累积而成。郑观应在澳门所做的工作,是增删补录、铺陈而为《盛世危言》初版模样。

从内容结集而言,郑观应经历了从《救时揭要》(1873)到《易言》(1880)再到 《盛世危言》(1894)的“三部曲”。时移世易,他的人生也从31岁走到52岁,度过了壮年求进、思想日新的最重要阶段。

写《救时揭要》时,郑观应是个香山与沪上的贤达,怀着慈悲心肠而关心裹足、溺婴、卖猪仔、赌博等一类身边痼疾的绅士;到写《易言》时,他已成为一位萦怀于税务、铸银、交涉、债务、国防等国家大事的人。

到了在澳门编写《盛世危言》之时,郑观应虽因为太古洋行担保受牵累一事而身心、财名俱损,但他已彻底从“初则学商战于外人”,进入到自觉为国家而“与外人商战”的阶段,关心国际大事、大势,有战士的志气。

因郑家积极投身慈善而获颁的“崇德厚施”匾,原悬挂于郑家大屋中,现藏于澳门博物馆

《盛世危言》可说是一部富民强国的变法大典。郑观应全面而系统地谈及了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改革主张,大至国体政制、财政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小至植树造林、垦殖拓边,无所不包。且每言均建立在对西方及邻国日本历史和现状的完备、深刻理解之上,堪称治国策论之“圣手”。

同时他还将当时中国的各种变法思想、仁人杰士的言论列入,向读者提供中国问题的更多解决之道。

回顾全书,最有冲击力的莫过于郑观应鲜明地提出了仿泰西(学习西方)、习商战、设议院的主张。这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几乎每一条都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时代,着实勇气非凡。

以商为战

他以中华之道为本,提出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全面主张,以世界眼光审视中西文化差异,不卑不亢。尤其是郑观应旗帜鲜明地以“开议院”为突破口,倡导现代民主制度,代表了一个思想高峰。

更可贵的是,从粤商中应运而生的思想家郑观应,首次提出了“商战”甚于“兵战”的论断,主张中国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紧要的地位。

与列强“商战”,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因此他超越“以农立国”的传统、强调“以商立国”,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政府实行护商,包括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政策措施。

郑观应将商业视为“握四民之纲”、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以商为战,国家自然就要以资源开采为基石、以工业制造为后盾、以交通航运为活力,要开新学校培养人才、改良政治与社会风尚,主动徐徐融入世界……

道理讲得通透明白,有商人的务实,更具有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图片引自《郑观应志》(此件藏于澳门博物馆)

《盛世危言》每一篇的内容构造,大致有三:此领域我国的传统、积弊现况,此领域“夷”之长技,两者相碰撞而生发出的改革设计。

在许多专题,还有或长或短的“附录”,文字内容和体裁更加多样,例如在备受关注的《议院》一节,附录的内容一是郑观应答复盛宣怀“变法以何者为先”的一封信,二是他为上海格致书院的学子出题《议院论》所得的最佳文章,作者是苏州学人许象枢。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郑观应在当时已不仅是著名的洋务商人、帮办,而且堪为决策智囊以及文化名流。

争睹一时

此书一出,反响到底有多大?用“声震朝野”四字来形容绝非套话。

郑观应的老上司、洋务巨擘盛宣怀信中直陈:“展诵之下,万分钦佩。……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也。”

盛宣怀没有过誉,不仅是都中“大老”争睹《盛世危言》,而且很快它竟然就“直达天听”了——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其抄录呈荐给光绪皇帝,并推许这部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 。

光绪帝读后,命总理衙门印制2000部分发大臣阅看,一时京城纸贵。郑观应自己印了500本,很快被索要一空,而后各省书坊、学堂自行印售的竟达十万册之巨。

中山三乡镇文化广场的郑观应铜像。图片引自《郑观应志》

1898年,吏部尚书孙家鼐再次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帝师翁同龢亦曾告知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经与孙尚书先后点定进呈,并邓中丞所上计共三部。今上不时披览,随后必当有内招之旨。”一部民间商务人士撰写的时论,竟曾数度被进呈最高统治者。

郑观应在书中所列的话题,有识之士无不热议。当时报纸报道:“(《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一本商人的著作,成了官方科举考试策论试题的题库,这大概是连秀才也没考上的郑观应始料未及的。

大屋中尚存郑氏子弟读书的文昌厅

郑观应并不是清末变法运动中的显贵,但他这本著作却被时人誉为“变法大纲”,为当时正在努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朝野上下,提供了一本教科书和参照系。

连晚清重臣张之洞也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版本成谜

《盛世危言》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已经成为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谜!由于郑观应写书是为了警世而不求钱财,故不追计版权,任人翻刻。于是书贾们不仅随意翻印,还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致使该书版本极其繁杂。

除了学者们考证为郑观应手订的1894年初刊五卷本、1895年十四卷本和1900年的八卷本之外,其余不同来源的私刻版本几乎无法尽数……出自这位“硕学粤商”的心血之作,堪称是近世版本最多的著作。

再留意一下此书横跨的年份,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这“危言”何等直刺当时国人的神经!五卷本初刊于1894年,是年甲午战争起,中国败给日本;八卷本刊于1900年,是年庚子变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间还经历了戊戌变法的1898年……

外有愈演愈烈的列强瓜分,内有鼎新革故的变法大潮。郑观应则一面周旋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任上,亲历”商战”,一面苦苦修正、扩充着他的所思所感,终以煌煌三十万字的《盛世危言》振聋发聩于近代中国。

拍摄于郑家大屋的郑观应全家福,前排右起第四人为郑观应(此件藏于澳门博物馆)

伟人之交

郑观应与孙中山同为香山乡亲,他们的交往与相互影响很受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郑观应潜居郑家大屋编修《盛世危言》期间,中山先生亦初从美国学成归来、执业于澳门镜湖医院。

他们之间既有见面,也有文字之交。这从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农功》篇的提及,和孙中山后来建国方略中某些实业救国、发展经济的思想继承都可以看出来。

在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一封录自上海图书馆、1894年郑致盛宣怀的信,除了赞扬孙中山确有真才实学,希望能够引荐给李鸿章外,还请求为孙特批“游历泰西各国护照”。拳拳乡谊,可见一斑。

毛泽东曾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清楚地谈及,他少年时代在20世纪初偏僻的湖南韶山冲如何读到《盛世危言》,从此被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图片引自《郑观应志》(中山市人民政府编)

谁也没想到,数年之后,毛泽东同志第一张公开面世的标准照,竟由郑观应的第四子、已成长为红色摄影师的郑景康亲手为他拍摄!这张照片,也是今日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主席画像所依据的主要底本。1945年8月,郑景康又在延安机场拍摄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著名照片《挥手之间》。

纪念馆的展柜里,正摆放了一组由郑景康拍摄的“毛泽东在延安”系列作品,陈丽莲郑重地说:“很奇妙,毛泽东主席这样接续了与郑观应老先生的隔空‘神交’。”

郑观应先生在为民族文化宝库留下《盛世危言》的同时,其家族亦为澳门留下了一个文化坐标:郑家大屋是澳门现存最古老的中式大型民居建筑群,这里也是经申遗成功、位列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

陈丽莲对此十分感慨,她说:“对于我们而言,郑观应的著述、思想是一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与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以‘故居+纪念馆’的形式加以传承,是要将灵魂与躯壳重归一处、常葆光华。”

郑家大屋经修缮后2010年向公众开放

【延 伸】

粤商之光,成澳门文化名片

郑观应去世后,其后人陆续迁出,产权也旁落,郑家大屋面目全非,文物多遭损坏,高峰期曾住有70多户500余人。

2001年,澳门特区政府用“以地异地”的方式,整体接收郑家大屋产权,精心推进保护和修复。郑家大屋2010年作为文保单位正式对外开放,逐渐成为举办音乐节、光影节等艺文活动的场地。

其后,政府又经过部门之间的合作,将紧邻郑家大屋的社会工作局一处设施拆后重建为六层小楼。下面三层仍为社工局所用、上面三层开辟为郑观应纪念馆,归属澳门博物馆管理,收藏有关郑观应及其家族的文物、研究成果。

近年来,澳门视郑观应为一张文化名片,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不断推进相关纪念活动与学术研究。

从1992年至2017年,澳门五次联合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社科文化部门,举办了跨区域高规格的郑观应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城中郑观应铜像、纪念中学相继落成,时有专题展览在澳门博物馆、澳门理工学院展出。

郑家大屋二楼

【访谈】

郑氏论商战,在公不在私

王五一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羊城晚报:今人总是把《盛世危言》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个标签您觉得准确吗?

王五一:郑观应青史留名,是缘于其“立言”的成就。但如果没有一腔爱国热血,仅凭生花妙笔和精明脑袋,是写不出《盛世危言》的。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提“商战”,是后世对这本著作印象最深的地方,这是他最富有时代性的创见。但在当代的商业化转轨中,不少并未通读过这本书的人特别兴奋于“商战”二字。这其中恐怕会有一点误解。

郑观应眼中之“商战”,文眼其实不在“商”而在“战”。他为商战鼓与呼,不是要鼓励个人发财致富,而是要在商业领域开辟国际斗争的第二战场,以国家为单位,与敌争利。此时的郑观应,是一个由商人转化成的壮怀激烈的民族战士,不是一个讨好官员、与人实惠的商业大师。

今天国人所言之“商”,大抵是企业自由竞争、群体发财致富,较多为“私商”。而郑观应当日所鼓吹的“商”,则是面对虎狼异国占据我利源、噬我膏血的严酷现实,号召国人学商从商、以商迎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是“公商”。

一部《盛世危言》,以商战为核心;而商战思想,又是以捍卫国家财政主权、抵御列强的财政掠夺为核心。

郑家大屋内院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盛世危言》的价值?

王五一:郑观应以商人的身份跻身思想家行列,在晚清思想史上,不但人独特,书也独特——没有承上启下的学术道统,成体系但不成理论。以今天的标准,恐怕算作学术专著都有点勉强。

但是在我看来,《盛世危言》有一种难得的“两栖性”,它是一本清末的“变法大纲”,也像一本针对当时的“社会病历”,成体系、分领域地包括诊断和药方这两大部分。诊断中的描述,就是宝贵的史料;而开出的药方,则有思想理论的价值。

郑观应虽不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却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看得最仔细、最详尽和全面的一个人。而且,他一位硕学勤思的粤商,通过亲身与洋人打交道、观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在详察基础上将实情与对策直接介绍给国人。在当时,只要是认识中国字的皆可读,读一点便了解一点,很实惠。

此外,郑观应的这一整套经济战略思想,也有相当的经济学理论价值,是对我国近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

19世纪初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生产力论”认为,一国(特别是后发国家)不应当仅仅谋求在即时的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而应当从生产力发展的长远眼光出发,实行保护本国产业以进行贸易替代的战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重点提出的通过发展本国经济以抵制洋货的政策主张,与李斯特不谋而合,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生产力论”。

屋内窗饰上还有昔日金箔的痕迹

羊城晚报:那《盛世危言》对于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王五一: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读《盛世危言》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技术性”地从中去寻找于今有用的改革设计和政策主张了。但其中由各个领域的“师夷”“变法”方略构成的这一百多篇专论,至少,作为一个综合的问题清单,对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有借鉴意义。

而且我们能从中读到中华民族的血泪经历、软弱无知就要挨打的残酷历史,读到百多年前粤商先贤集国学修养与世界眼光于一身的定力;它也能让今天在图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了解我们的复兴之路自何处来,思考应向何处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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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澳门理工学院中西研究所、澳门博物馆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