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魏礼园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购房资格。”深圳最新限购政策，让不少正打算在深圳购房的人感叹，上车机会突然飞了。

7月15日，深圳发布重磅楼市新政，大幅调整了限购措施。其中备受关注的包括：

深圳户口居民购房须落户满3年，且须在该市连续缴纳36个月及以上个税或社保；而离异夫妻任一方3年内购房，住房套数均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同时，这些购房者的心态也略微有些复杂，他们又希望新政能实实在在给深圳楼市“降降火”。

楼市火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喜欢买房而不喜欢租房吗？其实不是，包括唐、宋朝，中国城市居民多无买房传统。回头看看，民国年间的文人们也大多租房，就连鲁迅两次结婚都没买房，习惯当一个租房客。那时候的房价是高是低？为何“不差钱”的大咖也选择租房呢？

△位于上海的鲁迅故居

现在700万元在当时只能买到11平方米的地？

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地方在民国就是一线城市。论房价，也是排名前列。

1941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撰《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按平均地价给当时各大都市都做了排名：上海第一，广州第二，天津第三，南京第四，北京排到第五。

大家可以想见，上海地价这么高，房价也低不到哪里去。

△1948年的上海街头

据《民国房事》，从1912年到1949年，上海房价一直雄踞全国榜首，尤其租界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住5万人，甭说买房，租一个七八米的亭子间，顶费就要两三根金条。

等等，什么是“顶费”？就是前任房客或者二房东向后来的房客索取的转手费。前任房客转个“小厕所”给我住，还要收费，这房子是多抢手啊。

广州的房价虽然比上海便宜，但也是高。毕竟，民国时期的“地王”就是出自广州。

1932年12月2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6版有一则报道显示，广州市惠爱路某洋房地块，每井起价达到了7万毫洋，雄踞全国地价排行榜之首。

△民国时期的广州惠爱路

7万毫洋是啥概念？翻翻1932年腊月《华字日报》上面的“广州商情表”就知道：

花上0.2毫洋，可以在当时的茶楼里喝一杯咖啡，还配有精致点心；想在茶餐厅里吃一顿饭，花上0.1毫洋就能哄饱肚皮。

可毫洋又是什么概念呢？在2013年1月出版的《民国房事》一书中，作者李开周写到，从购买力上看，毫洋一元至少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50元。

让小缸大致算一算，按照2020年广州的物价，买一杯咖啡还加点心花20元，吃一顿便宜的饭要10元，算是合理推算了吧？那毫洋1元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00元，一井要700万元，而一井只有11平方米。这就是民国的“地王”！

1932年，南洋兄弟营造厂在惠爱路建新式洋房，跟现在的单元式住宅类似，一幢楼分成若干户，每户有室有厅有厨房，有“能冲水的洋马子”，也是就是我们说的抽水马桶。

房子建成后，或出租或出售，一律按“井”计价。临街商铺卖到5000块毫洋一井，普通套房卖到2300块毫洋，按平方米计价的话，分别是455块毫洋和209块毫洋。

△民国时期的广州街景

那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和财政局的第一科科长月薪在50块毫洋和70块毫洋之间，二等科员的月薪是25块毫洋。

公办学校的教师薪水比公务员高得多，刚刚上岗的九等教员能领到30块毫洋的月薪，最高级教员每月则能领到125块毫洋。

一个刚上班的小学教师想要在市中心置业的话，需要不吃不喝积攒大半年的工资，才能买上一平方米，公务员就更难了。

1928年，当时的广州市土地局统计显示：全市80多万人，有业权者仅两万人。假如统计没有水分的话，那时候广州市的有房率只有2.5%，大部分人还是租房客。

而在市区租一套两室一厅，每月最低也要20块毫洋。这基本上和现在的“月光族”情况差不多，等交完房租，每个月的工资也所剩无几了。

所以，在1932年12月2日，有记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6版上评论说：“长安不易居云云，大可为今日广州赠也”，这句评论实在贴切。

在北京买了房的鲁迅，只能在上海租房

不过，民国时期的人们不买房只租房也不完全因为经济原因，也有许多收入颇高，足以应付买房首付的大咖们，也是习惯当一个租房客。

鲁迅两次结婚都没买房，1919年才在北京买下平生第一套房产，还是卖掉绍兴的祖屋，跟兄弟周作人合资买的，目的是让母亲和弟媳都能搬进去，一个大家庭在一块儿生活。

△鲁迅在北京买的四合院

之前那些年鲁迅住哪里？答案是：租房子住。

鲁迅曾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61号院租房，那是一个三合院，他租了三间正房、两间东屋。他和他母亲住正房，他的女佣和厨师住东屋，而房东一家老小反而屈居于西厢房。

△鲁迅在砖塔胡同61号居住过的房间原貌

那时候鲁迅在教育部的月薪是300块大洋，收入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也远远超过他的房东，要知道，同时期的各级小学教员工资才在8到60块大洋之间。

等到了房价领跑全国的上海，鲁迅自然还是租房。1927年秋至1936年秋逝世，他先后有三处租所，还曾这样抱怨房租之高：

“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

这样算下来，要把下月房租凑齐，本月得写30多万字，还是手写，颈椎病是好不了了。

△民国时期的租房合同

当鲁迅还想租一所带院子的房子，郭沫若和梁实秋只能租个亭子间，亭子间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七八平方米大小的“厕所间”。

郭沫若携妻带子，跟其他租户共用厨房和水龙头，三姑六婆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叮当作响。采光差、隔音差、环境差，这让他没办法静心写作，糟心的时候想在屋里走走，却一迈步就碰壁。

同样是租客，梁实秋笔下的亭子间就有情趣多了：“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

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租房，是迫不得已。但有些文人租房，确是“有钱任性”，比如租别墅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夫妇。

△徐志摩与陆小曼

祖上阔绰，父亲是开明的富绅，再加上那天赐的才华，想把日子过差都难，但徐志摩居然还真过差了。1926年在写给张幼仪的信中说，有段时间和陆小曼住在破客栈。

后来终于，徐志摩因笔耕不敢辍、到处讲课，租到了上海的花园别墅。当时，他的月收入快有鲁迅的两倍——600大洋，攒上几年，都够给一所花园洋房交首付了，可他就是不攒。

在上海租别墅、雇女佣、叫堂会、开party，却始终都不去买房子，甚至还欠下了银行一大笔债，为此徐志摩还曾写信给陆小曼：

“银行二十三来信，尚欠四百元，连本月房租共欠五百有余。如果你那五百元是在二十三以后，那边还好，否则我又该急得不得了！请速告我。车怎么样了？绝对不能再养了！”

看来，被房子和车子折磨得心力交瘁，徐志摩绝对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

参考资料

李开周：《民国房事》
储文静：《民国时期的房荒：有钱也租不到房子住》
黄强：《趣民国》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樊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