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司马缸，语文课本里的“砸光少年”，历史课本里的颜值担当。众所周知，我的本尊司马光写过一部煌煌巨著。小缸不才，惟拈取时下一二热点，勾连历史深处，撰成案头小文，看今昔互鉴，供破愁解闷而已。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艾渝

近日，艺人仝卓在直播间自曝高考时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身份，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舆论哗然。

他称当时心仪的高校要求应届生身份，于是“通过一些手段”修改了自己的考生身份。事件发酵后，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表示，教育部已介入调查此事。5月29日，仝卓发布道歉信，向公众认错，并请求中央戏剧学院撤销其学籍学历。

事情发酵至此，显然已不仅是仝卓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人所能承担的。

高考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制度面前应当人人平等。而现实中，却偶有仝卓这样的考生出现，冒犯挑衅这种公平。小缸翻阅史料时发现，从古至今，有考试的地方就始终存在作弊与防作弊的尖锐撕扯。

自隋代采取科举取士制度之后，科举考试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抡才大典”。金榜题名意味着人生的一次飞跃，因此总有人铤而走险，或夹带小抄，或买通关系，或请人替考，希望“走捷径”而跻身官宦。

于是，某种意义上，一部科举史，也就演变为一部公平与不端、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史。

夹带
各色夹带神器让人脑壳疼 

科场作弊形式多样，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夹带。考生的夹带手法也是多种多样，且极为隐蔽。清代科场有一种用鼠须笔写的“蝇书”，字如蝇头，“每千篇厚不及寸”，专为夹带特制。

在北京图书馆就藏有一件写满蝇头小楷的衣衫。这件上衣里外两面都密密麻麻地抄满了科考的范文，总计353篇，约有20万字。真是用心良苦啊~不得不佩服这位仁兄的眼力以及当时的抄写功力。

“入场者，辄以石印本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砚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清稗类钞》）

科举夹带上衣

科举夹带丝绸

科举夹带袜子（看到中间的那本小册子吗？）

由于夹带需要特定的器具，因此催生了一种专门制造夹带器具的行业。这些制造夹带器具的商铺根据考生的需要，或制作双层毡帽，或制作挖空的石砚，等等。品种繁多，制作手法也十分专业，令小缸不禁叹服。

1977年5月5日，河南开封发现了一本清光绪乙丑年印制的微型《五经全注》，仅有火柴盒大小，多达352页，30万字，内容涵盖《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种儒家经典以及宋代儒学大师所作的注释，甚至还附有科举行文的格式、避讳等考试常识，可以说考虑得十分周全。

微型《五经全注》

过去不像现在的考场有那么多的监控手段，因此，为防止考生夹带作弊，科场搜检十分严格。明末艾南英在《艾千子自叙中》就叙述自己参加院试时遭遇严格搜查的情景：

考试那天，天气十分寒冷，考生站在门外等待点名和搜检。搜检开始后，考生要在寒风中敞开衣襟，接受两名军士“上穷发际，下至膝踵，倮腹赤踝”的严格搜检。考生都冻得“齿震悚栗，大都寒冱不知为体肤所在”。

乾隆年间，考场防范更加严密，规定考生皮衣不可带面、毡衣不可带里、鞋底不可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柱须空心通底、考篮须玲珑格、糕点须切开……这规定真可谓详备之极。平心而论，当时官方真是想尽了办法，来防止夹带作弊的发生。

纪录片《科举》视频截图

冒籍
王维、白居易都曾冒籍应考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科考，与现在的高考大同小异，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否则就是“冒籍”。“冒籍”主要是文教发达、竞争力大的区域考生冒籍到文教落后、竞争力小的区域应试，这是由各层次功名数额的分配差异引起的。

王维或是有案可考的千古冒籍第一人。籍贯本是蒲州人士的王维，却到京兆府应试。据说是因为王维善弹琵琶曲，博得了某公主的欢心，在公主的干预下获得了应考机会，蟾宫折桂。（《集异记·王维》）

白居易紧随其后，这个祖籍山西、出生河南、户籍陕西的毛头小伙，跑到安徽宣城冒籍参加考试，才中了个进士第四名。原因是在家乡洛阳取解无望，才不得不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通过获取宣州解才进士登第的（《册府元龟·贡举部》）。

王维和白居易是实力型选手，人生得意之余，在文学上也引一时风骚。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律法严苛的古代，冒籍仍是不被认可的。

唐朝时期的官府就试图建立举子交纳家状和举子三人相保制度，来限制冒籍行为。宋代科考也很严格，要求考生必须在本籍报考。《诗话总龟》这样说：“国家申严条约，不许寄籍。”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在当地有田产，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

冒考
科举制最后一位状元冒考入童试

历代科举对报考者的身份都有一定限制，如唐代规定工商业者、州县衙门的役吏不得参加科考；宋代规定不孝不悌者、还俗的和尚道士和“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不得应考。

明清两朝规定娼妓、演员、依附性人口、官员保镖等人以及其后代为贱籍，不可科考为官。尤其是清朝的科举制度，对出身的要求极其严格。但凡“出身不正”的，都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 ,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清史稿》）

中国科举史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在应考童试时, 也曾由于“身家不清”而遭阻考。他出生于收入微薄的小吏之家，其父亲刘魁书曾为了生计，在保定府衙门当过差役，他的母亲也是这个府衙的女工。

从嘉庆七年（1802年）恩治所称“查各项皂役人等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向有成例遵行在案”，可清楚地得知皂役子孙并不具有应试出仕的资格。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清代科举考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刘春霖并不具有应试资格，其参加科举考试等于是一种冒考行为。

末代状元刘春霖

为禁止冒籍、冒考等情况出现，科场清代科场规定考生报名时除了注明姓名、年龄，还必须写明籍贯，以及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出身，地方官有责任验明。童试时要有五名考生互相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还添加了“审音”辨明籍贯的特别制度，外省尤其是说不好北京话的南方童鞋混籍大兴、宛平的应试难度就大多了。

现在看来，凭身世和职业论应举资格存在许多不公之处，但当时受封建思想制约，尤其是清代的贱民等级，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当时“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

暗记
考官与考生不可描述的秘密

科举考试不仅在内容方式上不断改进，而且防作弊手段不断提高。科举考试中，宋朝采用了“糊名”和“誊抄”。

所谓的糊名，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等情况全部密封，防止考生通融考官后作弊。“誊抄”就是让同一人把试卷重新抄一遍，考生的原卷是黑色字体，叫墨卷，誊录后的红色卷子叫朱卷，交由考官判定，防止留暗号或辨认出笔迹。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一些隐蔽性极高的作弊手法也令人防不胜防，那就是“暗记”。历史上最有名的暗通关节的例子就要数“丕休哉”了。

北宋年间，同乡考生考试前去拜会翰林学士杨亿，请他“指教”。杨亿很生气，叱道“丕休哉”，拂袖而去。“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众人悻悻而退，但几个有心的考生却听出话外之音。几天后杨亿出任主考官，凡在卷中用了“丕休哉”的举子全部取中。

无所不用其极的舞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科举制度逐渐丧失了生机。舞弊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亡，但并没有随着科举一起消失。从近年破获的考试舞弊案件中不难发现，许多考试舞弊案，其背后往往有内部人员的身影。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考试管理制度和安全保密措施已经比较完备，如果没有内部人员里应外合，考场内外要上下其手殊为不易。

目前，就仝卓这次事件，最新报道显示，其父仝天峰被指任职于山西临汾市人大委员会，对于仝天峰是否参与儿子涉嫌修改身份一事，临汾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不管怎么说，“往届改应届”绝不是一名学生凭一己之力可以办成的。对于仝卓“身份篡改”背后的舞弊链条，必须进行彻查，让教育公平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参考资料：

高升《科举考试中舞弊与防弊的现代教育考试管理启思》

周伟华《明清科场作弊漫谈》

王志明《清代如何严防科场舞弊》

周宝砚《宋代科举考试防弊举措及其启示》

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王培宇《科举制度史上的作弊防范及其当代启示》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德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