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当年南行路上的这种心境，苏轼后来也体会到了。并且，苏轼一生中不止一次凄然离京。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很多士人年轻时都有的梦想，但多年宦海沉浮后，往往撞得头破血流。

因“不合时宜”，他们或贬黜出京，或改任外放。对一心要跻身庙堂“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来说，即便只是让他们赴外任，也会产生失落感。

尤其是遭遇贬谪，会激发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使得他们开始刀头向内、反躬自省。逆境中的生命体验，也使得他们的文化意识觉醒，山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多通过文艺方式倾吐出来，这便迸发出富有张力而灿烂辉煌的人文之光。

这种张力是压抑出来的。被迫远离“庙堂”，身落低位，优越感没了，接地气了，寂静中也听见自己真心了，他们向千年文化靠拢，向古今圣贤靠拢，在不断的探问和追寻中，一步步走向文化和思想深处。

正应了那句老话：“文章憎命达”，也正如司马迁所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苏轼也是在被贬黄州期间，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寒食帖》与《赤壁赋》。

士人的不幸，一方面是乱世或诗人身世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官场政治有关。

千年儒家文化和科举选官制度，使得中国士人都秉持着“修齐治平”之梦，而跃过龙门进入官场后，还有坎坷与波折等着他们。

柳宗元31岁因“永贞革新”被贬，从此流落江湖，邵州、永州、柳州，他再没能回京任职。范仲淹“庆历新政”后被贬，一路邠州、邓州、杭州、青州、颍州，始终处在“江湖之远”；苏轼一生陷在新旧党之间，被贬出京后，黄州惠州儋州，成了他一生的“功业”……

当苏轼南行的小船划过江州，他想起了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就曾在这里，写下了感叹身世的《琵琶行》。

一代代士人，似乎重复着相似的际遇，这像是他们的命运，更是他们的使命。超脱豁达如苏轼，有时会想，何妨“一蓑烟雨任平生”“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庙堂之外，他们找寻着自我。

这便有了另一种情形，“处江湖之远”，他们就俯下身，为一方百姓做实事，凿井、修路、筑堤、易风俗……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仍留存着“某某堤”“某某井”“某某祠”等遗迹，这是后人给他们立下的丰碑。

当年韩愈几乎抱着必死之心，在人生暮年凄然走向潮州，却在潮州除弊兴利，“赢得江山都姓韩”，百姓至今感念他的恩德。这大概是韩愈写下“雪拥蓝关马不前”“好收吾骨瘴江边”时所不曾想到的。

而一个人的价值闪光，从来都不是他个人独享。这些失意者到来后，用诗文传唱山水风物，让这片土地得以扬名。如苏轼对于惠州西湖、罗浮山及岭南佳果的贡献，谁能抹杀得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名人的到来，对偏远之地的文明开化起到助推作用。有的人办学校，直接开启文教之风。即便啥都不做，仅仅书写传唱诗文，也能带来无穷的榜样力量，带动文风兴盛。

凄然离京，对他们个人来说是命运的挫折，对地方来说则是幸运的际遇。他们在攀登文化高峰的过程中，也把这个地方带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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