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玄子

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的建议，近两日引起了一轮“刷屏”，她提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出“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

在本次两会上，“六稳”“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摆地摊”这一城市贫困阶层的谋生手段，至少与“六保”中的四保都有关联。

关注小摊小贩的生存之艰，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在2016年4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为小摊贩“撑腰”，他痛批个别城市夏天不让农民拉西瓜的小板车进城——“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李克强说，政府必须要提高规划、管理能力，决不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帮衬”小摊小贩的经历，夏天的水果摊、冬天的烧烤档，可能是一座城市留给人们的鲜明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记录了个体摊档在广州的兴起，被视为改革开放激活民间经济活力的一大信号。犹记当年广州的各类集市、夜市，生机勃勃、热闹非凡，一个城市的商业基因在沉睡多年后，于夜市的盏盏灯火中，找回了“千年商都”的影子。

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高大上”，“一刀切”的城市管理模式使得“走鬼”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了“过街老鼠”。一方面是乱摆乱放对破坏市容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对“走鬼”的深切同情，使得执法者陷入“两难”。

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的建议，其实可以看作“后疫情时代”为最底层贫困群众就业提供的一个较好出路。她建议，应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从业者合法地位；根据地域情况，分类划定禁摊区、限摊区、开放区，对“地摊经济”实行分类管理；加大对早餐、农产品等民生刚需和突出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对相关从业者给予适当管理费减免等费用照顾等。这些建议，有一定的可执行性，而背后的人文关怀，更令人心头温暖。

要知道，我们国家除了搞得了原子弹，也应容得下卖茶叶蛋；除了可以树立大国形象，更需要每一个基层细胞安居乐业，才能让整个国家的肌体健康而又充满活力。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固然有刚性原则，但若缺乏民本思想，这样的法律便不是善法，理应修改。唯有推行善法、善政，才得以国进、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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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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