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3月，寻子15年的申军良在广州与被拐15年的儿子申聪相认。15年来，除广州警方及申军良个人的不懈努力外，宝贝回家寻子网和志愿者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家运行了13年的网站，它的创办人张宝艳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近日，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接受了羊城晚报专访，坦露了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一个个爱心故事。

“哪怕能找到一个孩子，努力就不白费”

羊城晚报：今年参加全国人代会您准备了哪些议案或建议？

张宝艳：议案、建议在修改完善中，方向还是跟打拐和儿童权益保护相关。

羊城晚报：您被外界熟知的身份之一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当初是什么事情触动您创办网站的？

张宝艳：1992年时，我看了一个报告文学，写的是几个被拐儿童的家长寻找孩子的事，当时挺震惊，因为我们东北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第一次知道还有拐卖儿童现象。

我孩子当时正好3岁，我看了后设身处地想了下，我儿子要是在这个年龄丢了，这种灾难我可能没法接受，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两三个月后，我妈带我儿子去商场，一回头发现孩子不见了，当时在商场找了好久没找到，后来她到我单位告诉我说孩子丢了。

我脑袋就“嗡”了一下，立刻想起了之前看的那篇报告文学，意识到孩子丢失这事也摊在我身上了，非常紧张，我和单位同事到商场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

我爸当时退休了，在单位活动室打麻将，晚上回家时把孩子带回来了。原来，儿子回家找不到父母就到外公单位去了，当时由于还没电话，所以信息不畅通。

孩子虽然没丢，但我们在找孩子的过程中，特别难熬。

那之后，我对这个群体特别敏感，只要在网上、报纸上、杂志上看到寻找孩子的信息，我就会打电话过去安慰家长。

在联系家长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家长在找孩子过程中，见过很多其他被拐的孩子——你可能看到了我的孩子，但你不认识我，我可能看到了你的孩子，但我不认识你。

我丈夫懂电脑，我们就决定创办网站，有效地整合这些线索。我和我丈夫认为，哪怕能帮人找到一个孩子，努力就不白费。

羊城晚报：创办网站前，有其他工作吗？

张宝艳：我开始在银行工作，后来在典当公司当总经理。筹备网站过程中，需要整理各种资料、联系家长，牵扯很多精力，2006年我就把工作辞了，全职投入。

羊城晚报：辞职这事，家里人理解吗？

张宝艳：我丈夫当时在通化师范学院当老师，建网站这事实际上是他提议的，所以他没有异议；建网站那年，我儿子正好考上大学，他也挺支持我们；兄弟姐妹很支持。

印象深的是，2008年，我爸身体不太好，一直住院，我们兄弟姐妹排班到医院照顾，他们不排我的班了，说让我把精力用在网站上。

家里的老人当时觉得做这事没有收入而且还贴钱，并且这些事情跟自己家没有关系，挺不理解，也挺反对，但后来我们把资料拿给老人看，跟他们说这个群体挺不容易，我们的举手之劳，很可能帮到一个家庭。

一段时间后，老人慢慢也理解了，不反对了。

“历经千辛万苦帮找到孩子时最兴奋”

羊城晚报：目前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有多少志愿者？帮了多少家庭？

张宝艳：目前有30多万志愿者，他们都是零报酬。到现在，我们已帮助6300多个家庭团聚，其中有3326个走失和被拐的孩子，其他的是被拐妇女以及各种原因失联的成年人。

羊城晚报：13年来，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张宝艳：是网站刚创办时，很多人包括寻子家长都不相信我们，他们感觉你一分钱不要地帮我们找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所以我们跟他们联系、登记、要资料，好多人不给。

而且当时社会上还有收费的寻人网站，我们遭受的非议也很大，有人认为我们是作秀、炒作甚至是在骗钱。这种委屈，我没办法跟所有人解释，就干脆不解释，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好在我们坚持下来了。现在，至少社会上对我们很认可，而且我们说到做到，一直坚持不收寻亲人一分钱，甚至碰到家庭困难的，我们给孩子买回家的车票，给困难家庭筹钱。

我们做到了当初的承诺——公益寻亲。

羊城晚报：从事这项事业，最兴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张宝艳：是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孩子的时候，其中很多案例非常感人。

有个被拐的孩子，他说他们兄弟俩被带上火车在福建被卖掉。他当时在广东打工，我们根据他回忆的情况，判断他可能是四川或重庆的孩子。

为了帮他找到亲人，志愿者把他接到四川、重庆，开着车，翻山越野地让他看是不是他7岁被拐前的生活环境。去了三四次，都失望而归。

后来这孩子回忆，小时候家里做饭是在地中间挖个坑，在坑里烧火下锅。有志愿者就说四川达州农村有这习俗。

再后来，我们在达州找到媒体，媒体报道后，还真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村有两个孩子和妈妈多年前一起失踪，孩子爸爸以为妻子嫌家里穷带孩子跑了。

这个案件我们帮他找到了父亲，帮忙把人贩子确认了，警方把人贩子抓了，他弟弟也被找到了。后来孩子打电话给我时，我特别激动。

羊城晚报：从你们的接触来看，孩子被拐的现象，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

张宝艳：现在少了，一年也没几例。刚创建那段时间，宝贝回家网站上一天就有四五例，最多的一天登记了8个丢失的孩子，而且那时，宝贝回家还不像现在这么有名。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确实进步了。一方面是公安机关非常重视打拐工作，打击力度很大；另一方面，国家的法律、政策加大了打击力度，像买主入刑，就促使收买孩子的人要考虑法律成本；

此外，全民防拐意识也在加强，以前很多人身边就有买来的孩子、妇女，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花钱买来很正常，现在很多人见到都会报警。

“我获得的荣誉属于所有的志愿者”

羊城晚报：申聪爸爸15年的坚持找到了儿子。现实中，有的父母好像没那么坚持，最后可能不了了之。您怎样看待这种坚持与“没那么坚持”？您有什么话想对那些正在寻子途中的父母们说？

张宝艳：申聪被拐的刑事案件中，也有其他几个孩子被拐。他们的家长也都在坚持找孩子，只不过他们没法像申聪爸爸那样全身心投入。

我想说的是，这些家长们在不放弃的情况下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说不定哪天，警方通过线索突然找到了孩子，或者信息库里匹配上了。

申聪爸爸值得敬佩，但家长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否则等孩子找到了，可能没法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

羊城晚报：现在科技发达，在帮人寻子过程中，有没有运用科技手段？

张宝艳：现在的AI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很发达，我们也在应用。在广东的万双健被拐案中，万双健是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家长跟我联系反映情况后，我就问双胞胎兄弟长得像不像，家长说非常像，有时他们都分不清。

我就让家长把双胞胎中另一个没丢的孩子的照片传给我，最终通过公安信息库找到了被拐孩子。

我们由此意识到科技的作用，后来与多家科技企业启动相关合作。去年，我们和广州的佳都科技合作，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已经找到了七八个孩子。

羊城晚报：近年来，您获得了不少荣誉，包括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等。您怎样看待这些荣誉？

张宝艳：我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如果没有广大志愿者，就没有这么多成功案例，也没有今天。我实际上是志愿者的代表，这些荣誉每个志愿者都有份。

羊城晚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是不是更有利于寻子工作的开展？

张宝艳：对，在沟通的过程中，人家会更信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这对工作的开展有帮助。

羊城晚报：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张宝艳：我希望早点把宝贝回家网站“关门”，然后过一种退休的休闲生活。我想，当这些被拐的、丢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也就用不着宝贝回家寻子网了，所以我盼望着早日“关门大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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