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张蓝溪
图/受访者提供

疫情过后，需要科学康复的，除了躯体症状，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创伤。

曾有多次国际灾害心理救援经验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理咨询科主任尹平，此次疫情中作为队长带领医院心理医疗队支援湖北。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抗击SARS的经验，令广东更敏感地关注“心理战疫”，尽早清扫“心理病毒”。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刘向欣博士则特别提醒，清明将至，要注意疏导康复者的离愁别绪、居丧反应，谨防加重抑郁情绪反应。

SARS后遗症提示：疫情后还需“心理康复”

“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17年前的SARS，给患者带来的心理创伤是持续而普遍的。所以这次新冠疫情，国家很重视心理康复。”广东省第24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心理专家、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刘向欣博士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了两个研究数据。

2003年，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海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286例SARS康复者出院后3个月的心理状况进行随访评估，结果显示：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的检出率分别是16.4%和10.1%，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率为9.79%。

而中国香港有两项针对90例SARS康复者的研究，在SARS爆发后30个月进行跟踪评估的结果显示，PTSD、抑郁症、焦虑障碍或其他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33.3%，其中PTSD25.6%，抑郁障碍15.6%，焦虑障碍15.5%。

“本次新冠后潜在心理问题的规模，尚无法估计。但3月18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针对患者及其家属、病亡者家属、一线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心理疏导、心理干预等心理服务，维护公众心理健康，”刘向欣说，“这说明从国家层面已在关注这一问题。”

病耻感、自卑感、自我怀疑需留意疏导

一次疫情，会对人们心理带来什么影响？对康复者，有哪些突出的表现需要留意？

刘向欣分析，患者在康复初期，容易出现病耻感和强烈的自卑感，害怕受到社会和周围亲友的歧视。如果家中有人被感染，而康复者本身可能是传染源之一，会为此而产生自责、内疚感。此外，患病经历也有可能对康复者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出现有强迫性洗涤、强迫性检查等表现。

“新冠康复者的强迫症状和强迫症患者有所不同，前者的症状主要还是源于对自身健康的过度关注，甚至是就医治疗经历的创伤性体验。”刘向欣表示，运用放松训练缓解焦虑后，强迫症状会有改观。以改变患者错误看法和态度为目标的认知行为治疗（CBT），也会大有帮助。

应对疫情后PTSD需长期跟踪

“在武汉一线抗疫期间，我们医疗队曾关注到一位重症病房的女性患者，其多位至亲先后感染离世。直到康复出院，她拒绝接受心理干预，一直不愿与心理医生对话。这样的康复者处于一种高度自我压抑状态，心理干预的介入不宜操之过急，以免适得其反，但需要后续持续的陪伴和观察。”尹平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了一个疫情后遭遇心理危机的案例。

公众所关心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具有病程长、病情迁延和高度致残性的特点。少数患者病程可达数年，或转变为持久的人格改变，有些个体经历创伤后多年才会出现，因此诊断也需要时间持续观察，“目前看那位女患者，她有心理反应，但无法提前给出诊断。”

社区恐慌、标签化歧视，无助于科学恢复

心理“战疫”，既要面向康复者，也面向普通大众。刘向欣提醒，面向康复者方面，要使他们对自身出现的不良情绪有所认识和识别，并掌握基本的心理自我保健的方法；而面向普通社会大众的一面，则要呼吁多些理解和关爱，破除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污名化倾向，不能“手机上鼓励，生活中嫌弃”。

新冠康复者的心理反应可能是长期的、持续的，因此，对应的干预模式也应该是全时程、多角度的。

恰逢清明，要注意疏导居丧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康复者有至亲因疫情病故，则可能出现“哀伤反应”（居丧反应）。

刘向欣提醒，不是所有哀伤都是病态，急性哀伤反应是正常哀伤的一部分，持续时间一般是6个月左右。随时间推移，急性哀伤趋于缓和，生者能接受现实并继续生活。

但本次新冠疫情下的哀伤反应有其特点：比如亲人病故的事发突然性和非预期性；隔离条件下，丧亲者无法与亲人通过追悼会或者符合文化习惯的丧葬仪式来表达和处理哀伤。特别是清明节将至，更加可能触发康复者的离愁别绪，加重抑郁情绪反应。

因此刘向欣建议，可以考虑在清明期间，对尚未解除隔离，或者无法亲自吊唁的康复者，在尊重其意愿基础上，协助他们开展较安全的如网上悼念活动，为丧亲者提供舒缓丧亲之痛的渠道，帮助其早日走出丧亲的阴影。

“官方统计的感染率、死亡率，数字是公开的。数字背后都是家庭，也是生者背负的哀伤。”刘向欣说，“我们所要做的，是要科学地清扫‘心理病毒’，帮助其早日‘心理康复’”。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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