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辉
通讯员 韩文青

“80后”的桑岭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钟南山院士团队中的一员，年纪轻轻的他在重症领域却已是身经百战。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那天，他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的紧急电话，要求当天晚上务必到达武汉，作为国家队专家加入金银潭医院ICU病房的救治。就这样，他成为最早在武汉参与救治的广东医生，近日他接受羊城晚报的采访，为读者还原当时的金银潭医院、医务人员、ICU的情况。

“你不在现场，无法想象她们的拼劲儿”

羊城晚报：你第一眼看到的金银潭医院是怎样的？

桑岭：在我的印象中，医院应该是人满为患的，这家医院给我的印象却是非常安静，大厅也看不到什么病人。后来我才知道，在那段时间当地的老百姓都不敢接近这里，因为这里是武汉的传染病医院。

这里的安静还体现在医务人员身上，我们到达的时候，武汉的医护人员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没有退下来。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到了那个时候不可能还有欢声笑语，即使那一天是除夕夜，他们有的只是疲倦和压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生命。

对于武汉的医护人员，我一直是非常佩服的。医院的基建方面比较薄弱，我刚去的那段时间经常面对断电断氧。中央供氧断了，必须马上换上氧气瓶，否则病人可能就没了。

医护人员都要去搬氧气瓶，男医生的体力还好，最让我感动的是，80后的护士长带着90后甚至95后的姑娘们去搬氧气瓶，你能想象那一个个小身板把大氧气瓶搬上车，再一瓶瓶往回拉的情形吗？你不在现场，很难想像那群姑娘的拼劲儿。

有两个年轻护士就是在我眼前晕倒的，我们把她们拉到安全区，还好人没事，第二天又跑回来上班，她们怕科里没人。当时我们的确面对非常多的困难和震撼，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也没有面对过的。

基建方面很快就改观了，特别是上级领导来金银潭医院视察并做了指示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新的液氧站就建起来了，能够满足整个医院的氧供，管道和电力也在各方的支持下恢复到正常的运作。

“当时ICU最大的困难是士气低沉”

羊城晚报：进入ICU里的情形是怎样的？

桑岭：当我进入七楼的ICU病房里，给我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难度会很大。

难度在于金银潭医院一直是传染病医院，重症不是它传统的强项，人力也非常缺乏，16个床位收治的都是极为危重的病人。当时能够进去查房的只有三个医生，有些医生还是艾滋病科、普外科、心内科来支援的。按照相关标准，ICU里的医患比是1:1，但当时连0.5:1也达不到。

我感觉最大的困难是士气上的困难。在早期，武汉危重病人的治愈率可能不是太高。做医生的就是想治病救人，但如果你面对病人治疗效果不好，这对你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在我去的前一天晚上，有4个病人去世，医护的士气很低沉，这是我在那里最初的10天所面对的情况，并一直想要改变。

作为ICU医生，我带过去的不是我个人的经验，而是我们整个呼研所的经验和工作风格。在早期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成功地给病人拔掉气管插管，当医护人员看到原来经过这样的努力，病人真的能好，整个团队的士气就起来了。

羊城晚报：听说您是比较早在武汉开始给病人插管的，有没有想过风险问题？

桑岭：我有一个原则，做这些高风险操作，包括气管插管、纤支镜、拔出气管插管，一定要做好防护再进去，把防护做好了再操作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主张任何医生裸奔式地去抢救。

不过穿了防护服后，操作难度绝对比平时要大。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个病人上ECMO，戴着两层手套去摸动脉的搏动可以用“细若游丝”来形容，护目镜上都是水，视野也不好。

“后来国家决定关口前移”

羊城晚报：这段时间以来，你们对重症病人的治疗上有哪些变化？

桑岭：说句实话，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对这个病是“零了解”。其实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还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病人的免疫力， ICU医生能做的就是帮助这些危重病人维持生命，恢复他自身的免疫力，并控制继发感染。

面对这些危重患者，一方面做着我们在ICU本来要做的事，比如气管插管、俯卧位、ECMO，一方面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一直在摸索。

比如这些病人送到ICU时已经比较危重了，其实在送来之前已有较长时间的低氧状态，别的疾病的重症病人如果低氧了，病人会感觉喘不上气，表现得烦躁、难受。但新冠肺炎不同，病人戴着无创呼吸机，还能泰然自若拿着手机刷剧、看NBA，甚至还能时不时摘下面罩去喝牛奶、吃包子。但病人感觉没事，不代表他没事，低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后来国家决定关口前移，就是病人哪怕自我感觉还行，只要氧合指数低于150就考虑气管插管。这些决定都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都是前线的医护人员每天观察、讨论，得到一些经验去反馈，给到卫健委建议的结果。

“床位从紧张到缓解有个明显的时间点”

羊城晚报：您所在的病区床位是什么时候缓解的？

桑岭：这要从整个事件的发展经历来看，一开始武汉市政府定点了两家医院收治新冠病人，金银潭和肺科医院共1000个床位，但后来可以看到这些床位没有办法满足需要。于是就建了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数目还是不够，轻症和重症加起来的人数仍非常多。重症病人往我们这边转，那情形是非常夸张的，上个病人还没转走，下个病人已经在门口一边抢救一边等床位了。

方舱医院一开，各大医院转为重症医院，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明显改善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时间点。作为重症医生，我们很感谢方舱医院，方舱医院收治了大量轻症病人，可以让大医院腾出手来专心救治重症病人。

像协和医院西院区、省人民医院东院区等，整个医院变成了重症医院，再由各医疗队来整建制接管，这是我们国家伟大的一个地方。我相信欧洲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只有我们中国做到了。

不过我们最近的床位又满了，因为武汉正准备复产复工，很多医院要恢复正常的诊疗，逐渐分批地把一些医院变成“清洁医院”，解决老百姓的就医问题。

那么新冠病人往哪里清空呢？那就往我们这里——协和西院转了，我们迎来了新的高峰，不断有病人转进来。我觉得开始进入总攻阶段了，金银潭是最后一批负责收尾的医院，要不要加床，我还打个问号。

“估计美国也遇到了和我们类似的病例”

羊城晚报：前些天钟南山院士团队和哈佛的医学专家线上交流，您作为前线人员也参与了，分享了什么经验？

桑岭：美方问了两个问题，我有参与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们前线有没有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俯卧位通气。我的回答很直白，“我们的病人是全趴着，而且是一早就趴着”。

我们ICU里有16个床位，也就是16个重度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病人，如果进到我们的ICU，你会看到16个趴着的病人，我们统一进行了俯卧位通气。它对医疗资源耗费不多，唯一耗费的就是医护人员的臂力和腰力，但对病人的改善是明显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们在前线应用非常积极，特别是早期ECMO比较紧缺时，我们会更加依赖俯卧位通气。

第二个问题是，哈佛的ICU医生问我们使用插管的指征是什么？当时我们有人回答了，就是氧合指数小于150，我们前线也是这样，不要因为沉默型低氧血症延误了患者的救治。我估计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病例，哈佛的专家不会无缘无故问我们这个问题，这指征是他们十几年前就提出来的。(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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