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图/通讯员 魏星 袁友芬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陈劲龙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治医师潘道延，同在一组。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到雷神山医院，两人一直并肩作战一个多月了。这一天，他们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转运。

3月，如同往常的一个P班9（下午2点到晚上8点），陈劲龙和潘道延两位医生在中南医院4号楼西区11楼接班，检查完病人，详细交代完用药细节并对部分患者做心理安抚后，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叙述者：陈劲龙 驰援湖北医疗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今天是我小队的P班。接班以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桃源医生在20楼支援，我和潘道延医生去11楼新冠肺炎病房。

穿过三道门，从清洁区越过半清洁区，进入病房。今天的天气不是太好，湿度太大，正常人都会感到有些闷，戴着N95口罩就更觉得有些憋气。但愿我们的班一切顺利。我俩相视一眼，都放慢了脚步。动作慢一点，对缺氧的耐受性肯定会更好些。

看完两组患者，还未走进护士站，被护士叫住。“23床要转去ICU，你们送她过去吧。”23床肺部的情况虽然较之前已经有好转，由高浓度氧疗转为鼻导管吸氧，但肺部的情况改善并不理想。潘道延留下负责送病人。

这时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运送病人，没想到后来的经过会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按照正常的配置，护送小队应该是一个四人的队伍：一个资深的护工、两个护士、一名医生。护工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他还担任着向导和类似尖兵的任务。只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所有能够动员到的人力都已经组织起来了，护工已经派不出来了。于是一个缺编的小分队在将监护仪、氧气钢瓶配齐后出发了。

病房在11楼的西侧，ICU在同一栋楼东区3楼病区。为防止新冠病毒播散，护送新冠病人的通道不是医护人员上下班通道，而是一条专门的隔离通道，是一条陌生的通道。

道延的小队到达三楼后，发现由于病区临时改造，不能由西边直接传到东边的ICU，他们立刻乘电梯达到一楼后，发现迷路了，找不到正确的出口。

这时，工作手机全都炸响了！经过电话沟通，道延小队终于找到了出口。这时他们却发现前方横亘着一座高于地面的平台，床被挡住了。在经过各种弯路到达4号楼门口时，病人突然出现严重缺氧，血氧饱和度下降至80%，面色紫绀，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后面的路还有一些障碍，这种情况只能中止转运。

他们拉起床飞奔回病房，穿着密闭的防护服、带着N95口罩奔跑。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挡住死神的脚步。

在转运途中，他们一边奔跑，一边上调患者的氧流量至最大，一边通知病房做好吸痰、给氧以及抢救的准备，转回病房后经过抢救，患者转危为安，血氧饱和度逐渐回复，病人的神志也逐渐转清。

此时的道延医生，戴着一顶白色的手术帽，口鼻上的白色口罩已经湿透了，额头上热气在升腾，汗水在他身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他斜靠着门口，笑了一下，低声说道：我回来了。他沾满汗水的双臂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泛着特有的色泽，显得更加苍白。

我指着他的手臂，笑着对桃源说，“你看，道延像不像超级大白。”于是，三个人都笑了，所有的焦虑和紧张都在笑声中缓解。道延穿上棉衣，走过来，然后软倒在凳子上。大家都没说话，办公室很静，只听得见道延粗重的喘息声。

半个多小时后，小分队接到通知，新的氧气瓶送到了，需要再次转运病人。道延缓缓站起来，他看着我们俩，轻轻地说道，“你们俩抬不动那张床，那条路又很窄，还是得我去。”他用手扶了一下头上的帽子，慢慢走了出去。

15分钟后，办公室电话突然又炸响，“道延怎么还没上来？”我突然想起道延走出去的那一刹那，那缓慢的步伐。扔下电话，立刻冲到科室的尽头，寻找！更衣室没人，厕所没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应该还在转运中。

40分钟后，道延回来了，他在门口把脑袋探进来，“搞定了。”他笑了，大家也都笑了。接班的队伍提前到了，他们主动提出帮我们完成未完成的任务。于是三人小队第一次准时下班了。

路灯拉着长长的影子，道延的雨鞋踏在路上，在深夜里留下清脆的声音。两人回家了。

坐在公交上，层层的路灯透过树影照进来，在口罩和帽子后面，只能看见一双灰暗不清的眼眸。“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从未见过对方那口罩、帽子下遮盖的容颜。我们会疲惫，我们会焦虑，我们也会用拙劣的笑话掩盖内心的脆弱，来相互鼓励。我们都只是凡人。”

手机一响，道延发来一张照片。我和他穿着隔离服，戴着护目镜，一缕春日的暖阳刚好投进来，照在我的面前。道延在微笑，好温暖。阳光终会驱散黑暗。(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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