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杨德振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爷爷是大别山山区里一个大队猪厂的厂长、大队贫协主席，他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爷爷的光荣历史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多年是大队的劳动模范，家中昏暗的土坯房墙上贴满了一张张油光发亮的奖状，让村里人既羡慕又嫉妒。

爷爷的奖状是用滚烫的汗水换来的。他在那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带领猪厂的五六个人风餐露宿地开荒种地、围田种稻、建栏养猪、养驴、养鸭，为大队的创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全大队唯一的“聚宝盆”和“经济支柱”。

爷爷的奖状是用无私无我的精神换来的。爷爷吃住在猪厂里，日夜守着猪厂，平时自己家中的农活忙不过来，他都很少回来帮忙，家中的种菜种地基本上都是奶奶自己一个人“承包”的。

那时候，父亲成家后便与爷爷奶奶分了家，奶奶一忙不过来，许多农活自然落在父亲头上；父亲忙不过来，又自然落在我这个长子头上，给奶奶挑水吃、浇菜园等农活基本上落到了我这个七八岁孩子的头上，我怨爷爷不打理自己的小家，整天待在猪厂里。

事实上，猪厂离家也就两里地，要回家干点私活，是很方便的，但爷爷并没有因私废公。

1976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侵袭广袤的大别山地区，两天两夜不停的大暴雨，造成山体崩塌、水库危急、洪水泛滥、民房坍塌。

奶奶住在漏水的土坯瓦屋里，爷爷因河水阻隔没有回来看望奶奶，当时就算没有河水阻隔，奶奶也知道爷爷是没空回来的。因为猪厂就建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爷爷正日以继夜组织人员转移牲口和农具；事后，奶奶也不生气，习以为常了，好在有我和父亲的陪伴，奶奶才不害怕土房子坍塌。

爷爷的奖状是用慈行善举换来的。爷爷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做敢当，不怕得罪人。上面公社来人“蹭饭”，不管哪一级，爷爷都会叫“蹭饭”的人交伙食费，陪同的大队干部记账，年底统结，收支界限分明。我小时候家中常常吃不到干米饭，也想去“蹭饭”，爷爷只把分到自己碗里的饭拨一点出来给我打“牙祭”，宁可自己饿肚子，也绝不去再打第二碗饭，占公家便宜。

爷爷对自己的家人很“吝啬”，但对村里的孤寡老人和贫苦农民却饱含深厚感情。谁家有难事、急事，只要找到他，他帮出主意并借钱解难，从来都是二话不说，不打折扣，为此奶奶总是喋喋不休。

1974年，大队搞移河改道，开垦农田，一个姓张的农民因土堋子倒下来躲闪不及，碾断了双腿，去公社医院救治时，大队无现金，那个受伤人家里更无钱，爷爷得知情况，马上把准备给我姑姑出嫁办嫁妆的钱拿出来 ，借给他们治病，虽然不到八十元钱，但在当时却很顶用，奶奶为这事和爷爷大吵一场。

大队里一些农民经常为家长里短的小事闹纠纷和争吵打架，爷爷作为贫协主席，总是一副热心肠调解矛盾，化解纠纷；他的脾气极好，温言细语，娓娓道来，不急不缓，把当事人弄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气很快就消了。

爷爷乐于助人，又善于主持公道，所以在大队里的威信很高，有时甚至高过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大队一选贫协主席，爷爷总是高票当选，一评劳模，爷爷也是得票最多；

那时候，劳模的奖品就是一个热水瓶或一条毛巾。奖品拿回家后，奶奶总是藏起来，不舍得用，而奖状却吩咐我搭凳子用订书机订在黝黑的土坯墙上，我从小学到高中，十多年间，基本上年年都要帮爷爷订奖状，爷爷的奖状围着堂屋墙体一大圈，让人看了无比激动；

后来，我在中间位置还张贴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整间屋子更加活泛生辉，正气浩然，当然，整个堂屋也格外显得庄严肃穆。

后来，我参军入伍了，爷爷的奖状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对奖状也趋之若鹜，从而也更加理解了爷爷奖状的内涵和意蕴，发奋也要成为爷爷那样的人，成为奖状的“专业户”得主。通过不懈努力和拼搏奋斗，在军队里我也四次荣立三等功，另外还得过十几回营、连嘉奖，算起来，比爷爷得的奖状还是少了一些。

爷爷在1993年春天辞世，他的奖状随着新楼房的拔地而起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但永存在我的脑海里……(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题图 | 资料图，图文无关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