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黄留珠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庄子是与老子齐名的思想文化巨匠，世称“老庄”。《史记》虽然没有为庄子独自立传，但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却附以庄传，且字数超过了老传的二分之一，具有一定的规模。也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后人再作庄子传，大体很难突破史迁的藩篱。

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热新推出了若干部确乎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庄子传，不过，这些庄传或为传记小说，或为编年纪事，似缺少纪实性的文学传记类作品。《逍遥游：庄子全传》一书的面世，应该说正好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拜读《逍遥游：庄子全传》全书之后，首先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充满激情热情、倾注全部心血乃至投入整个生命去写作庄传的态度和精神。作者自述，幼时即开始读《庄子》，所谓“自束发受书，展卷初读”是也；直到接受《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的安排，撰写庄子文学传记，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在漫长的数十年间，作者读庄、识庄、解庄、爱庄、崇庄，向往以庄书为“善药”疗疾的名士，“充满了感情，倾注了心血”，当受命作庄传后，更是“重新把卷研习，心推手记”，对于庄书的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认真的“考究”。

他“日夕寝馈其中”，“心无旁骛，亦未敢稍有懈怠”，终于完成了洋洋乎四十万言的《逍遥游：庄子全传》一书，从而将浓浓的庄子情结与读庄的心得面对世人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和综合性的汇报”。

当然，作者的写作态度、撰著精神只是外在的东西，而该书实体内容的精彩，应为更重要的一类。依我之拙见，全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有两个方面：一是视角新颖，视野开阔；二是文学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结合。

所谓的视角新颖，是同该书对庄子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的。全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该章伊始，作者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写道：我们的传主庄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辞典的界定，应该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这种定位，无疑是很完整、很规范、很标准的。不过，如果再个性化一点儿，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哲学家”。

将庄老夫子定位为“诗人哲学家”，是否乃《逍遥游：庄子全传》一书的首创？我未遑详细考证，不敢骤下结论；但这样的提法的确很新，应该不容置疑。

本书从传主的籍贯、身世、时代背景，到其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个性特征，再到其出访、授徒、著书，再到其哲学文学成就及特点、思想文化渊源，一直到其死亡、身后哀荣以及文脉传薪、后人诗咏。如此一种框架结构，虽然保留着诸多惯性逻辑思维特色，但也确有独到之处。

特别是有些章节剖析问题的切入点，不仅新颖而且生动形象。如第二章第六节《人生减法》，以“加”“减”法设喻论人生之作为，说明庄子是自觉使用减法的人物，进而论列“何必要那么多王治礼制、何必要那么多改造征服、何必要那么多权谋机巧、何必要那么多利欲贪图”的深刻道理，形象地描述了庄老夫子的苦乐观、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政治观、思想境界等。

所谓视野开阔，是针对一部作品具有的高瞻远瞩、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中外古今的特点而言。为如此一位“诗人哲学家”作传，如若不能站得高、看得远，不能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中外古今，显然就无法胜任。在这方面，本书应该说做得极其出色。

必须指出的是，《逍遥游：庄子全传》全书中的征引与贯通，做得极其自然，几乎是信手拈来，而且恰到好处，反映了作者的学识渊博和高超的文字驾驭功力。其所引用文献的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中外名家，也有成就斐然、奋战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初出茅庐、未露峥嵘的博士。

只要相关文章有创新，可以说就难逃法眼，差不多悉数被网罗于书中。其融会贯通的领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科学、文化，无所不综，甚至连好莱坞的明星也有涉及。如此的见识，这般的气魄，非常难能可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将《逍遥》一书视野之开阔，推向了极致。

庄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学者对他的研究，不少地方尚存争议，不少已有的结论也需要重新再做探讨。如何科学、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同样是衡量学术性的尺度之一。本书的做法，应该说颇值得称道。

对于争议问题，凡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得出明确结论者，作者在书中均详陈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对问题做出应有的澄清，如前述庄子籍贯的探究即其适例；凡限于目前条件尚不能明确断定孰是孰非者，则详列诸家观点，留待人们思考研究。

对于那些有待商榷或误判的结论，作者在书中则明确表态，给予批评纠正。这都反映了其严肃的治学态度，也显示了其极高的学术素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