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玉辉

《平安扣》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东山岛。1950年5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山时，大肆抓丁，造成了许多家庭的骨肉分离。有一个叫铜钵村的偏僻的小渔村（故事中钵头村的原型），在1950年5月10日晚上，一夜间就被掳走147名壮丁，其中，年幼者17岁，年长者55岁，已婚者91人。劫后的铜钵村三天三夜断了炊烟。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多次来到建在铜钵村的“寡妇村”纪念馆。让我震撼的是纪念馆那面挂着“寡妇”照片的墙壁，墙上每个“寡妇”都有年轻和年老时的对比照，一个是美丽清纯的村姑，一个是满脸皱纹、饱含沧桑的老阿婆，这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痛。

她们本该有属于自己美好而平凡的人生，而1950年那场兵灾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写它，以什么角度切入？立意是什么？我反复斟酌并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东山岛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饱受骨肉分离之苦的女人予以极大的同情，为她们创造了一个暖心的名称叫“兵灾家属”，在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一视同仁，对困难户给予特殊照顾。

这项德政，使得这些原本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她们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行动捍卫新生政权，满怀热情地投入家园建设，带着希望等待着亲人归来。

我还了解到，由于历史原因，多数老兵在台湾重新建立了家庭，而家乡的结发妻子却大多没有改嫁，她们“红妆守空帷”，从村姑熬成阿婆，苦苦等待着亲人的归来，从而出现“一道海峡，两岸是家”的状况。

然而，“两岸是家”的意涵不止于此。追溯远古，闽台陆地曾数度连接，在一万年前，我的家乡东山岛就有一条通往台湾的“陆桥”。我国古人类就是通过“陆桥”进入到台湾，成为当地的先民。宋元至明清，福建汉人大批移居台湾，与先住民一道披荆斩棘，开发建设美好家园。

福建民众渡海移居台湾，既建立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还传播了中华文化，带去故里崇拜的神明、民俗风情。两岸同宗共祖，血脉文脉紧紧相连。

我记得自己曾经参与并见证的一场海上焰火晚会。

1989年春节前夕，漳州市委宣传部和厦门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在厦门、漳州、金门三地举办一场海峡两岸海上焰火晚会。厦门选择曾厝垵为焰火燃放点，漳州则选择最靠近大担、二担的浯屿岛为焰火燃放点，时间定在大年初一晚上七点整。很快，消息发布出去了。然而，对方会响应吗？燃放烟花的时间会和我们默契吗？

1989年2月9日晚上7时整，由浯屿岛燃放的第一颗烟花打破寂静，绽放在海峡上空，特别的耀眼。烟花徐徐落下，夜空恢复了平静，对岸一时没有动静。正当大家着急的时候，距离浯屿岛最近的大担、二担的上空也绽放了绚丽多彩的烟花。

接下来，是厦门岛，紧接着是大金门、小金门，相继燃放起朵朵烟花。一时间，海峡上空双方燃放的烟花交相辉映，姹紫嫣红。从绽放的朵朵烟花中，我看到了两岸骨肉同胞一家亲的情感交融。

我明确了创作的定位。我写《平安扣》，不是为了展示苦难和伤痛，尽管要涉及苦难和伤痛。我着重描写1949年后党和政府对“兵灾家属”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同时也书写了来自两岸民间的慈悲与善良，展现寒冬过后人性的真善与暖意；

通过描写阿螺、阿巧、阿娇、许阿海、何水旺、谢阿生等人物的命运，让读者在悲悯、同情、痛惜中感悟到和平的可贵；

我还着力描写了海峡两岸隔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血脉亲情。而贯穿全书的平安扣，也寓意着两岸骨肉同胞的团圆，祖国的和平统一。

为了创作《平安扣》，我先后阅读了几百万字的历史档案和资料，多次深入闽台缘博物馆、漳台族谱馆、“寡妇村”纪念馆调研座谈。同时，努力在田野调查上下功夫，采访了东山岛的许多老人、采访了当年从金门游回来的老兵，采访了闽南文化的专家学者。

我还结合两岸文化交流，走访了生活在台湾眷村的老兵，到阿里山体验民俗风情，到当地的宫庙考察两岸香火的延续。我觉得自己像一名矿工，如饥似渴地挖掘着闽南这方热土丰富的文化矿藏，正是这些矿藏的挖掘和提炼，支撑起这部具有浓郁闽台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

一部作品，只有感动了作者自己才能感动读者。为创作《平安扣》，我投入全部的情感和心力，为书中的人物命运而动容，为故事中的感人情节而落泪。

当写到阿生怕喝了酒，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时，当写到阿娇消失在望夫崖时，当写到水旺站在阿巧坟前用洞箫吹着《望春风》时，当写到陆子明带着骨灰盒跪在钵头村前时，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平安扣》故事在悠远的钟声中结束。我想，这钟声是来自心灵的钟声，是祈福的钟声，是期盼祖国和平统一的钟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郑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