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程美宝
供图/李伟钦

广州、香港、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最核心城市。实际上，三地的联系在历史上就极为紧密，例如，商号在三地开联号、老牌名校在三地办学、粤剧有“省港班”、连“女招待”也游走几地……

A.港岛的粤语更接近西关口音

尽管香港是后起之秀，但其与广州的关系，比起澳门与广州的关系，更见密切。我们会频繁地用到“省港”的说法，却较少提起“省澳”一词。

一个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差别的语言现象是：许多长年居住在香港市区特别是港岛的“老香港”，所讲的粤语更接近广州的西关口音，而在许多长年居住在澳门市区（主要是本岛）的“老澳门”当中，西关口音亦随处可闻，但总有一些人是带有中山口音的。

历史上，广州与澳门之间沿珠江口上下往来的航行路线由来已久，广州与港岛之间倒是远隔大洋，且至香港开埠后，才真正变得交通频繁，但“省港”的口音远比“省澳”接近，理由何在？

澳门的情况不难理解，澳门本属香山县，自成为葡萄牙人的贸易基地以来，来澳门寻求工作机会的通事（翻译）、买办、工匠等，大多是中山人，与此同时，尽管也有商人是来自广州的，但澳门本岛面积有限，居住区域按阶级分层的情况不如香港明显。

我们不妨这样问：香港本属新安县，新安县乃从东莞县析出，新界地区的居民和水上居民也有自身的口音，为何香港的“城市之音”不是东莞口音或后来称为“原居民”的口音？换句话说，香港和澳门的“城市之音”为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为什么广州的西关音，成为省港澳甚至更广大的粤人地区的“城市之音”？

要知道，九龙和新界地区，分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70年代，才更大规模地被整合到城市发展之中的，英国人在香港开埠后的前半个世纪里，着力发展的是港岛北面面向维多利亚港沿岸至山顶一带。

到香港寻求谋生机会的，有来自珠江三角洲各地和粤东地区讲潮语和客语的人，口音也自不相同，但陆续到香港的华商，追寻的仍旧是广州西关商人的谈吐举止。这批华商的经济实力也很快与英商分庭抗礼，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上环半山区”逐渐成为上层华人聚居的地段，这一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

与此同时，香港具备有利于远洋轮船运输的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优势，加上英国统治者与英商的刻意经营，香港很快便超越同属“自由港”的澳门，更进一步吸引实力雄厚的华商到香港拓展生意。

B.复制西关格局的香港中上环华人区

澳门这个古老的商埠在19世纪末的国际贸易舞台上黯然失色，但广州长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地位却难以动摇，并非一时可以由香港取代。更重要的是，华人特别是华商的流动性使三地的华人社区（甚至是省外和海外的粤人社区）逐渐发展出一些共同的都市景观和社会机构。

香港中上环的华人社区，几乎就是广州西关“立体化”的呈现。西关的华洋分居最初体现在洋行地带（其后是沙面）与本地居民的居住分离，华人社区则由不同阶层的居所混合相间，既有大屋豪宅，也有平房和贫民窟；在黄沙一带特别是靠近码头处有各种批发店，在上下九一带衍生了各种饮食、娱乐、消费场所如酒家和戏院，又有各种社会机构如善堂及医院等。

相映成趣的是，港岛的华洋和贫富地段是沿山而“下”的，山顶是洋人，半山区后来容许上层华人建房定居，山脚则很早便是以华人为主的平民和贫民聚落。

而山下的中、上、西环格局，俨然是西关的复制：两处销售着种类相同的以华洋顾客为对象的批发零售货品；西关有莲香楼、陶陶居，中环亦有莲香楼、陆羽茶室、镛记酒家；西关有广庆、平安等戏院，上环有高升、太平戏院；西关是方便医院和爱育善堂的所在，上环也陆续建立了以东华医院为代表的慈善医疗组织，由实力雄厚的商人领导；西关平康之地在陈塘，港岛风月之场在石塘咀。

同样的，澳门也有镜湖医院和同善堂，福隆新街也汇聚了各色饮食娱乐场所，如清平戏院、烟馆和妓寨。

C.商号在三地设联号比比皆是

省港澳三地不仅在景观文化上类同，更在人情网络上相通。华商因为生意的需要，在各地开设联号，家分几头的情况比比皆是。他们不忘故里，在乡下筑庐建舍，以便他日告老还乡，但实际上他们在广州、香港、澳门，甚至上海、天津以至海外，都设有居所、分号、办事处或联络处，以便坐贾行商。

香港开埠不久，广州及邻近地区的行商和富户便纷纷赴港设栈经营，19世纪末，使用机械化生产的总部在广州的企业，也相继在香港建立起分局或分行。至20世纪初，内地出现设厂高潮，许多广州和广东各地的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

同样的，始设于香港的企业，亦有在广州及珠三角其他城镇、上海和海外开设分号的。由于内地和香港在市场、关税、政府政策等方面都有差异，联号企业在经营上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是国内部分主要负责内地市场的产销，香港部分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今天我们熟悉的陈李济、王老吉等中药企业，都采用了这种模式。

大型百货商店如永安、先施等，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雄厚的资金，将总部设在上海，亦在省港建立分公司支持。这种经营方式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才由盛转衰，至国共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行新的经济制度后才全面停歇。

商人为运输物资和旅客建立的交通网络，也方便了其他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港澳二地因为身处殖民统治之下，长年以来华人并不能在正式的议政场所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东华医院和同善堂等由商人主导的慈善组织，便担负起处理华人事务的角色，并且与广州的九大善堂、方便医院，上海的广肇公所等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处理涉及“活人和死人的流动”的问题上——将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送返原籍，将客死异乡的尸首运回故里——无不依赖这些能够调度庞大的交通网络和资源的社会组织处理，这也正好填补了三地政府机构力所不逮的真空。

商家有联号，老牌名校亦然。真光、岭南、培正、培英等，在清末或民国成立的中小学，或同时或先后在省港澳三地都有办学，几所学校之间的联系，更使“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培英女子温柔柔”这句口头禅在三地老校友中传诵至今。这些名校的中学生，当年在华南地区升学的选择自然也离不开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大学。

D.粤剧戏班中的“省港班”

虽然商家馆传的口号经常是“驰名省港澳”，但由于澳门到了19世纪末之后，在经济和交通方面所能起的作用不大，市场容量亦相当有限，加上自1911年通车的广九铁路，更大大促进了省港两地的联系，而广州澳门之间的铁路，却仍属纸上谈兵。

因此，真正旗鼓相当的两个城市是广州和香港，实际的经营运作也主要是依赖“省港”这个杠杆。可能因为如此，“省港”比比皆是，“省澳”则甚少听闻。20世纪20年代，牵涉省港两地最著名的事件莫如“省港大罢工”。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工联主义，联结了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共同行动，对港府施加压力，是省港关系一衣带水的又一历史明证。

另一个常见的“省港”标签是粤剧戏班中的“省港班”。“省港班”是指从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以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演出为主，名角比较集中，规模较大的戏班。为了适应大城市和国内外观众的需求，应对电影的激烈竞争，求存和发展，省港班从组织到演出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舞台美术等都做了许多变革，刻意与“落乡班”划清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使三地以至海外各埠头气息相通的是各种报刊。民国年间在粤语群体中流通的报刊，编辑印刷要么在香港，要么在广州，而通讯和销售网络都遍及省港澳及海内外其他有粤人社区的埠头。

三地人民之所以往来流动，也在于三地具备共同的文化环境之时，各自的政治情势和制度又不相同，发挥互助互补的作用。太平天国时期，大批广州和珠三角的商人挟资移往香港；时至晚清，港澳既是反清革命分子的温床，也是不愿服膺民国的晚清遗老可以继续执教经史之地。

民国年间广州政局不稳，军事活动频仍，港澳是广州居民尤其是商人可以安身的地方；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不少人从香港回广州，工潮结束后才返港。两地人才、工资、物价的差异，往往也是劳工选择流向的主要因素。

E.“梅在省则来港，梅在港则上省”

20年代末的香港酒家往往以聘得广州名厨为标榜，上环水坑口的乐仙酒家、皇后大道的武昌酒家、油麻地上海街的大总统酒家便是这样宣传的。不过，广州虽然有好厨子，却由于广州的政府禁止酒楼聘用“女招待”而没有漂亮“茶花”，茶客要看“茶花”，便要到香港了。

同一位校书（妓女）的芳踪，时在广州陈塘，时在香港石塘咀，她们或因两地行业规管的制度不同，或因广州政局动乱，或因市场竞争，或因个人理由，游移于省港两地之间。总之，她们跟许多游走于两地的市民一样，在两地都有人脉，对两地都足够熟悉，可以随时迁移，改名换姓，北返南归。

以曲艺为业的女伶，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因广州歌坛一度受到打击，香港茶居老板以女伶声色为招徕刺激生意，她们便陆续到香港谋生。到1928年广州市面秩序恢复，歌坛复苏，部分茶楼又礼聘著名女怜从港回省献艺。也是在1928年，梅兰芳到广州和香港两地演出，对省港班造成威胁，结果要采取“梅在省则来港，梅在港则上省”的策略。

女伶白燕仔曾移巢香江，与港四巨头争一席地，但僧多粥少，深感“港地无可恋，而濠镜又非所欲”，结果选择到上海发展，因为“粤侨旅此众多，且粤商所开之茶酒楼，皆染广州化”。总之，省和港，是彼此的缓冲区，凡遇上要“逃之”“避之”的场合，上省落港，总是最自然、最便捷的选择，如果省港都没有可留恋之处，则要考虑到上海闯世界了。

至于澳门，则总是“最后的选择”。日军侵华期间，上海(1937年11月)、广州(1938年10月)、香港(1941年12月)相继沦陷，澳门却因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在战争期间成为省港人士的藏身之地或辗转逃回内地之中转站，各种政治、文化和戏曲活动一时云集澳门。

不过，澳门这种短暂的繁荣随着抗战胜利便告销声匿迹，各种活动的重心很快又转回省港两地，澳门重归往日的宁静。难怪在抗日期间，有报纸社评认为，“乐善与安分”是澳门社会的特征。  

16世纪和17世纪的澳门，是英国人和荷兰人极希望从葡萄牙人手中争夺的东方好望角；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广州，是欧美冒险家为了从事中国贸易一朝发迹引颈以待的中国海港；20世纪的香港，是国际银行家投资者认为最有效率的世界都会。

顾名思义，“澳”者，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大澳、淇澳是也；“门”者，是指夹在两片陆地之间可让船舶通过的海峡，屯门、虎门是也；“省”者，省会、省城是也；“港”者，海港是也。由名而实，“省——港——澳”表达的是由历史时序衍生成的空间关系。然而，省港澳的联系，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全新局面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F.“省港澳”变成“粤港澳”

1949年前，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基本上没有正式设立出入境机关，市民可以自由进出或定居。上世纪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陆续颁布各种有关出入境和居民身份的法例，甚至一度限制由澳门去香港的华民数量，而内地对于国民的出境限制也越加收紧。

1949年10月开始，直通车客运服务中断，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通车。1966年至1976年期间，两地关系由于内地政治动荡显得更加隔阂。

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工业和金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起飞，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社会建设上，如此种种，皆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和自豪感，使许多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为许多偶然因素临时分居省港的同一家庭成员，居然从此分别变成“广州人”和“香港人”。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港澳商人陆续到广东各乡镇投资设厂。然而，省港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内地开放而得到明显的恢复。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港府和工商各界积极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交流，针对华南地区，则大谈粤港合作，“省港“一间，自90年代至千禧年交替之际，几平全面被“粤港”取代。

“省城”二字既尘封已久，就是“广州”此地，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也相当陌生。有些香港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讲的实际上是广州话”，也不知道广州人“会”讲广州话，甚至惊讶地“发现”广州人“也”吃叉烧包。对于来去自由的许多香港人来说，“广州”竟是莫名其妙的遥远。

相形之下，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居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看了30多年的香港电视，从各种渠道问读到香港报刊、香港媒体多年来对珠江三角洲发挥的影响，实不可小觑。近年来由于“自由行”政策的推行，对于许多广州人来说，“香港”是一个随时可去的十分亲切的地方。不少广州人对香港的认识，比许多香港人对广州的认识为多。

由“省港澳”变成“粤港澳”，“港澳”身影依旧，“省城”却在指谓广东全省的“粤”之中隐没了。一字之差，反映了三个城市现实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局限了后人对前人的空间感的拿捏与想象，由是看不到许多历史面相。(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郑少玲
本期主持 | 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