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程美宝

广州、香港、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最核心城市。实际上，三地联系在历史上就极为紧密，清代广州的“前史”要由澳门讲起，香港的“前史”则非从广州开始不可。

从杜焕的歌声说“省港澳”一词

1975年，瞽师杜焕(1910-1979)在香港上环富隆茶楼以粤语龙舟腔演唱《大闹梅知府》，在开场白中说道：

咁呀，初初出身哩走江湖嗰阵时呀，就系唱龙舟。系哩四乡岛哩呀，咁呀唱龙舟嘅。后至喺河南哩嗰阵唱南音喇，咁所以转咗南音。咁呀，在茶楼唱龙舟哩好耐噃各位，我曾经系同我地个行家盲华喺西环嗰间嘅建苑唱到过家下喇，喺茶居唱龙舟就。好喇……

杜焕说起“四乡”“河南”“西环”时，是何等的朗朗上口——四乡是省城的腹地、与省城水陆相通：“河南”就是省城暨珠江以南的“河南岛”，属乡郊地带，长年是货栈盐仓之所，尽管靠北的部分也纳入晚清的省城地图，在民国时期属广州市管辖，但不能跟省城同日而语。

对于这位生于20世纪初、在襁褓中三个月大即失明的歌者来说，从四乡到广州河南，从广州河南到香港西环——为了生计，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地方于他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世界。

这段开场白是杜焕对其个人经历的回忆。有趣的是，杜焕不仅记得他实实在在的个人经历，他的演唱更残存着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印记。

杜焕，广东肇庆人，1914年珠江西水泛滥，父亲离世，家庭顿入困境，母亲将他送到一位失明老师处学艺。未几，杜焕在河南岛南华西环珠桥附近机缘巧合认识了一名师傅，学唱南音。20世纪20年代，内战频仍，广州市面混乱，杜焕与几个师兄经中山石岐到澳门，1926年辗转到香港，开始在油麻地、旺角等地卖唱。

约从1955年开始，杜焕在香港电台定期演唱南音，至1970年节目中断，幸获老顾客接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南音在香港被一些学者重新发掘，杜焕亦应邀在大会堂等正式表演场地演出。1975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荣鸿曾教授的安排下，杜焕以富隆茶楼为表演场地，录制了一批南音、板眼和龙舟，这批作品近年陆续出版，使我们有幸听到旧日的声音。

在学者的努力下，杜焕的声音被留住了，是当之无愧的“绝世遗音”“文化瑰宝”。不过，如果仅仅说它是“香港的”，则未免贬低了它的价值。事实上，杜焕的经历跨越香港一隅。

杜氏生于肇庆，在广州(河南和省城)入行，经中山石岐、澳门抵港，最终长住香江并在此地终老，他的经历，正是许多从乡下到城市寻求生计的人，在省港澳三地间往来穿梭，最终因某些历史原因而“定格”一地的写照。

杜焕的声音，实际上也是“省港澳”这个曾几何时的文化共同体的声音。

“省港澳”这个用词，大约是在杜焕出生前半个世纪开始通行的。如今，“港”“澳”二词大抵不会引起什么误解，但许多人已经不知道“省”指的是“省城”，也就是狭义的广州，而误以为是指广东全省。把三个地名连作一词的例子，较早很可能就是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省港澳轮船公司”。

至晚清，“省港澳”特别是“省港”一词，不论在官方文献、报刊，抑或是通俗小说，都触目皆是，加上粤商在各城市以联号分支的形式创办企业、制造货品、营销服务，“驰名省港澳”更成为清末以来各种商业广告常见的宣传语句。

“省城”里不仅仅只有官衙

所谓广州“省城”，指的是明清时期广东全省的政治行政中心。由于围绕官衙而建并发挥防卫作用的是四壁城墙，这样的建置景观顺理成章地被称为“省城”。“城”在这里应形象地理解为城墙及其所包围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具备近现代意涵的“城市”，尽管省城连带其附近的商业地带往往会呈现出一种都会气象。

由此定义出发，广州建城，从史籍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敲，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任嚣、赵佗修建增筑的城池，其后历朝屡有扩充。

明清时期筑建的城墙范围，基本上定义了此后人们心目中的“省城”的边界。套用今天的道路系统来理解，明清城池的范围，就是北至越秀山，东至东濠涌高架桥，西至人民路，南临珠江。

人们所说的“省城”，狭义的定义指涉的只是这个范围，在新中国成立前成长的本地人，今天不假思索地用到“广州”一词时，往往也是指旧“省城”这个范围，换句话说，城外和河南的地方，不被认为是“广州”。

当人们这样界定“省城”或广州时，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这片地方作为行政中心遍布机关衙门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的认知。“赴省城办事”，往往说的就是跟衙门机关打交道。

然而，“省城”的意义又溢出其行政意涵。“省城”二字散发出一种都会气息，城外包括河南地区也发展出许多乡村与聚落，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地方是郊外，始终不如省城。直到最近，仍然有“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一间房”的说法。这种都会气息是由商业繁荣带动的，而省城在清代所呈现的商业繁荣，是数百年来中外贸易的结果。

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墟市”篇谓：“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粵赖之，中外之货，坋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这个所谓“墟市”，主要是指西关。由于在城内发展有所局限，绝大部分商业皆集中在城外西面这块水网交错、交通方便，又能堆填成陆、建筑楼房的地带。

西关是十三行及夷馆所在，横街直巷布满无数大大小小的批发店和杂货店。1875年在香港出版的《漫步广州》一书，对广州省城各区的街巷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详细地记录了位于西关地区的商号及其售卖货品的种类。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当年在西关大街小巷售卖的货品不但有禽畜、猫狗肉、茶叶、生烟、衣布、绣巾、绳缆、灯笼、蜡烛、锡材、金鱼、金银纸扎、殡仪用品、日晷、罗盘、瓷器、洋瓷、铜器、漆器、玻璃、木雕、酸枝家具、玻璃画、玻璃灯笼、珍珠贝母装饰、燕窝鹿鞭等名贵中药，更有来自海南及马六甲的槟榔及椰子、孟买的棉布，甚至曼彻斯特的货品和英国各地的五金器具。

《漫步广州》有一段记载非常有趣：“这里的玉石匠打造的玻璃手鈪是一种仿冒玉鈪，买家包括巴斯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他们把这些广州制造的产品，分别转到孟买和加尔各答售卖给印度女顾客。”此情此景，俨如今天华林寺附近的玉器市场。

这里除了有至今尚存的华林寺，西来初地和锦纶会馆外，还有西禅寺、仓沮庙、徽州会馆、乞儿头会馆和开设门诊的爱育堂，也是“伍浩官”和“潘明呱”等行商大屋的所在。固定的商铺似乎不足以满足需求，这里还有一个清晨5时开始8时结束的旧货墟和“天光墟”。

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当然少不得银铺和典当业。外国人甚至把西关的一条街道比作伦敦大小银行和放款店林立的“朗伯德街”。

对于港澳，广州俨如一个老大哥

销售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娱乐和房产生意，西关陈塘在清末民初是歌舞平康之地。晚清广州较早的戏院在1889年-1890年兴建，位于多宝桥外。“戏班眷属多住在黄沙、恩宁一带”，恩宁路是今天八和会馆的所在。西关的宝华路一带自同光年间已发展为住宅区，有街有市。

至清末，泮塘、南岸附近一带的沼泽地越来越多地被填为陆地，商人在其上发展房地产，很快便有人购买或租住。广州笼统称为“西关大屋”的各式民宅，就是在这时陆续发展起来的。

在宣统《南海县志》中列举的西关地区街道便有1700多条、门牌4000多个，可见人口之密集。如此浓厚的商业和消费氛围孕育出“西关大少”和“西关小姐”，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关商人和文人阶层所操的粤语，发音清晰细腻，舌齿音尤为明显，以致成为人们不知不觉仿效的楷模，即所谓“西关话”或“西关音”。20世纪更成为粤语戏曲、广播和有声电影演员的发音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西关”不只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人们向往的有助于爬上社会阶梯的文化象征。

民国肇始，广州的市政规划逐步走向现代化，“拆城墙，建马路”很快被提上议程。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结束了广州分属番禺、南海的历史，清以前帝制时代的省城建置亦为现代的市政机制所取代，大规模的拆建工程由是展开。1922年，城墙基本全部拆清，城内城外连成一片。

20世纪上半叶，广州先后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所控制，但它毕竟已粗具市政机制，以“省城”的历史地位领衔，以精致的西关商人文化著称。在许多方面，广州俨如一个老大哥，连接港澳，形成一个盘踞珠江口的“铁三角”。

“省港澳”三个城市关系密切，是因为在16世纪以来中外贸易发展的长河中，广州扮演了上承澳门、下启香港的角色。可以说，清代广州的外贸传统是对明代中后期澳门机制的完善，而鸦片战争后香港初期的外贸发展则是广州贸易的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清代广州的“前史”要由澳门讲起，香港的“前史”则非从广州开始不可。

共生共存的“广州-澳门”中外贸易

澳门在“省港澳”中排名最后，但从欧洲发现新大陆和新航道的世界史视角出发，澳门作为一个早期近代世界商埠的历史在三地中率先绽放光芒。

自16世纪以来，随着葡萄牙人和欧洲各国商人向东拓展，三面环海，直通大洋的澳门，是外国商人借以涉足中国的一块洋面与陆地。在1515年-1559年间，葡萄牙人从“借地晾晒”到“来则寮，去则卸”，以至“列廛市服”，逐步以澳门为贸易和定居基地；1559年，由于“倭寇”侵扰浙江、福建并蔓延至广东，“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广州”，由是广州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贸易。

当时，对进入广州的番舶有所限制，安排它们在珠江河口两岸的海口湾澳停泊，顺势将非朝贡贸易限制在海口沿岸湾澳进行。至嘉靖年间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澳门贸易的加强，转为变相以澳门为唯一口岸的贸易模式。

话虽如此，据中山大学范岱克教授研究，“澳门贸易”的运作，向来不能独立于广州。所谓的“澳门贸易”得以进行，必有赖于与内地生产商和供应商有紧密联系的广州商人来澳，方能成事。

每当葡萄牙船只到达澳门，广州商人便沿河而下到澳门洽商，他们会安排子弟或合伙人分工合作，一些负责澳门事务，另一些通过帆船贸易系统到东南亚或北上赴内陆地区采购货物，还有一些留在广州，专门管理洋船事务。

在制度层面，康熙年间开海禁后，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其中设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的粤海关税收较多，专设监督，权责较大。

粤海关大关设在省城五仙门，“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口岸以虎门最重，澳门次之；沿河海各处设正税口或挂号口，在澳门设的是正税总口，且设有大关监督行署。可见清廷的海关体系层级鲜明，而澳门的地位亦因为它长年“杂处诸番，百货流通”而与其他口岸不可同日而语。

由葡萄牙人主导的澳门贸易、长期掌控东南亚和东亚的帆船贸易、16世纪加入南中国海的洋船贸易，与生产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的中国内陆市场，既相对独立，也互相牵连。这种流转在涉及资本流动、商品供求、商人往来等方面尤为明显。

与此同时，“澳门贸易”的相对独立性，也体现在澳门维持着一套与广州不太相同的准绳——较低的税率、较优的银价兑换率、不同的税则和度量衡制度，使澳门有着比较优势，吸引广州商人愿意付出交通的代价到澳门进行贸易；只是在清廷海关的眼中，澳门是粤海关的其中一个税口，未必一定注意到欧洲人所谓“澳门贸易”的特性和中外商人如何从中得益。

不过，也恰恰因为澳门“率先”被葡萄牙人拉进东西贸易体系，位于珠江口上游的广州得以独享闽、浙、江三个海关所缺乏的外贸优势和所需的知识，与此同时，由于广州“省城”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以及控制和防御的需要，澳门在晚明至清初海禁期间一度扮演的唯一中外贸易港口的角色，始终要让位于广州。

所以，外国人所言的“广州贸易”时期，由是至迟应由1700年前后算起，以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告终。

这里顺带说两句，所谓“广州贸易时期”，一般称为“一口通商时期”，系指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上谕，令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即将西洋“番商”的通商活动限制在广州一口，此举措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告一段落。

广州：与澳门像孪生姊妹，与香港像“母女”

澳门所扮演的角色，造就了广州的“胜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地唇齿相依。一些中国官员曾希望干脆把贸易中心设在澳门，但许多因素和考量使澳门始终无法胜任——用舢板载货行走于省城和澳门之间是不切实际的，澳葡当局也不希望澳门常驻一大批其他欧洲人，尤其是他们许多人并非天主教徒。

从清廷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看，洋船停泊在澳门意味着要动用更多人力、物力沿河巡逻，以防走私。广州既是海港，亦是一大内河港口，因而也更容易得到内陆各种商品和贸易物资诸如包装和造船材料的供应。

澳门所发挥的缓冲和过滤作用——洋船进入十字门时先由澳门引水人领航并向官府提供情报，洋商在非贸易的月份必须移驻澳门——有助广州监控洋人且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但这种“距离”并不等于澳门在行政体系上独立于广州，从乾隆九年(1744年)在前山寨设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属广州知府的副手这个事实看来，广州府与澳门的行政层级关系非常明显。

鸦片战争后，条约港时代开始，葡萄牙政府也仿效英国政府取得香港的做法，逐步把澳门纳入其正式管治。1845年，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87年中葡双方签订条约，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才算有正式的条约可依。广州和澳门过去数百年间在中外贸易上分工合作的关系告一段落，而广州长年在华洋贸易中的独占地位，亦为其他条约港所分享。

自18世纪在广州贸易中独占鳌头的英国商人，在香港被纳入英国的殖民统治后，迅速将阵地移往香港，配合其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逐步建立的势力，全面打入中国市场。19世纪60年代后，广州配合澳门原来连接中国内陆、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以及欧洲的经济体系的角色，越来越多由香港代替，故香港开埠初期可说是“广州贸易”制度一时的延续。

不过，差不多就是在广州贸易体系退场的时候，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已经可以自己种植茶叶、制造优质的瓷器和丝绸，无须仰赖中国供应，并且走进工业时代最辉煌的时期，积极把工业产品向外倾销，中国在中外贸易体系中，逐步由生产者转为消费者。香港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很快便脱离了“广州体系”的阴影。

香港航运业和转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外国来华贸易的远洋轮船将其视为对华贸易的第一转口港，由此再转运到包括广州在内的各通商口岸。

在殖民统治下，香港和澳门也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具备了广州所没有的一些特性。19世纪末以来，“省港澳”既一体又分立、共存共生的格局，也就呈现出愈加复杂的态势。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比喻：澳门和广州更像一对孪生姊妹，经过多年的共处，被迫要拆伙；香港是广州的“女儿”，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加上成长环境不一样，很快便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姊妹、母女的亲缘关系，使三个城市总是血浓于水。（本版外销画由小青供图，其他由李伟钦供图）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郑少玲
本期主持 | 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