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许多作家为上海这座城市提供了个性化的想象与呈现，女作家唐颖也是其中之一。她的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上海的“必备指南”，尤擅书写繁华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与命运，追问历史与人性、女性的自我认知、青春的追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人类永恒的问题。

评论家项静评价唐颖的写作“以一种松弛的方式呈现上海空间和生活的紧实内核”。

作家陈村说：“唐颖是在记录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脉动，她的底色就是其笔下的‘淮海路的小姑娘’，那些年轻、可爱、娇气、洋气、敏感，忧伤、强韧、拥抱时尚，不鄙薄物欲、讲究品味的女性。”

近日，唐颖做客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第七期“名家作家谈”，以“城市写作中女性角色的‘非道德化’”为题，分享了她对“什么是好文学”、“写作应当注意什么”以及一些具体写作技巧的看法。本次分享由项静担任主持。

文学，把生活的真相撕裂开来

“非道德化”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而在唐颖看来，这也是文学上某种应当正视的倾向。

所谓道德，就是社会上长久以来形成的是非、善恶标准；写作中的“非道德化”，就是指不完全按照社会既定的道德主张进行书写，尽量去呈现离经叛道的一面。

她以小说《倾城之恋》为例，分析张爱玲小说中“深爱只是为了谋生”的悲凉底色。在她看来，“倾城”一词看似轰轰烈烈、前无古人，实则是对爱情的嘲讽与解构。

小说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描写白流苏那个苍凉败落的旧式家族。父母的离异、哥嫂的欺辱、家族的腐败、父权的压迫，这一切让白流苏想方设法逃离那个压抑窒息的场所。她不惜以爱情为代价，换取求生的筹码，从一开始便有所图谋。

她所做的第一件“非道德化”的事就是把妹妹可能的未婚夫（范柳原）抢到手。“在一般人看来，那人是给妹妹介绍的，你怎么能抢了风头？但这个选择里有白流苏的个人内心的反抗，她要抓住这个机会。”

唐颖解释说：“张爱玲这个人非常叛逆，她写爱情关系的时候，起初不是为了爱情，是这个女子要在家人面前争口气。”

对于范柳原“死生契阔，与子相悦”那样一份不做承诺的告白，白流苏愤怒了，她直接挑明自己的意图——我来见你，是奔着结婚来的。“但像这样一心奔着结婚的目的，是爱情吗？不是，所谓爱情道德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是功利的。”

白流苏来见范柳原是想通过结婚离开封建大家庭，她采取的方式是老式女人的“守”。她以守为攻，对他露骨的调情不做直接反映。

唐颖分析道：“她能看出范柳原这个人讲精神恋爱，而所有的精神爱恋是走向婚姻的，一旦和他上了床，发生肉体关系，他们就完了。她有这个意识，所以两人之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道德化的爱情，本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般，是非功利的，不顾一切的。而《倾城之恋》里面的爱情关系是什么？充满了利益的考量，有人形容那是蝇营狗苟的爱情。”唐颖指出，“我们平时看到的爱情都经过了修饰、美化，而张爱玲不是，她从来就是要把生活的真相撕裂开来，这正是她深刻的地方。”

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唐颖从30岁开始写小说，她的第一篇小说是模仿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布·托尔的《变》，近年来的作品《上东城晚宴》也是受到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蒂的影响。她表示自己“年轻的时候对现代派的东西更感兴趣，但渐渐成熟以后，还是对写实派的小说更喜欢，觉得那个东西更扎实、走得更远。”

在她看来，好的文学更接近生活的真相。张爱玲笔下的男女关系如此，卡波蒂的《蒂凡尼早餐》也是如此。小说中，女主人公郝莉·戈莱特丽是一个红牌交际花，是风尘女子，为了赚取一小时五十美元的交际费，不惜到监狱与黑手党老大“社交”。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家在写风尘女子的时候没有贬义，郝莉个性活泼、阳光，是很好玩的一个人，是作为一种正面形象去书写的。我们很少能在中国故事中看到这样的人物。”唐颖说。

在一次派对上，“我”和一位好莱坞导演聊天得知，他们本打算培养郝莉成为明星，但到试镜的时刻郝莉却跑到纽约去了。“这里面‘非道德化’的描写是什么？就是这个女生宁愿成为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交际花，也不要成为明星，因为她要保留自我。对她来说，当明星有很多限制，做交际花至少可以保留个性。”

经典的那一幕出现了——郝莉穿着黑色晚礼服，待着假珠宝项链，打扮入时，伫立在蒂凡尼珠宝店前，吃着早餐，艳羡地观望店内的一切。

“她说自己每一次到蒂凡尼的时候，心里便安定了。那个地方很高贵、安静，都是一些体面的人出入。女孩子喜欢名牌没有错，但如果为了名牌出卖自己，那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她说，我可以喜欢它，但只是看看而已。”

唐颖认为，卡波蒂写出了一个“立体、复杂的都市女孩”形象，一个风尘女子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有钱男人打交道，但同时也要保留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按照我们一贯的道德来看，我们不会这么写，我们会写她做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充满了凄惨和无奈，是生活把她变成了这样。但卡波蒂不是这么写，他说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的。”

“他非常真实地写出了这样一个角色，多年以后，这本书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被大家认可。”唐颖说：“我们的文学一定要超越世俗意义上的道德观、是非观，这个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写作是对社会规则的挑战

在课程最后，唐颖对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漂流到日本》进行文本分析，并鼓励青年写作者“如果要成为一名好的小说家，就要捕捉一些别人没有发现而你发现的瞬间。”

小说一开始就以简单朴素的形式勾勒了一幅火车站送别的画面。夫妻恩爱、坚定不移，然而看似平淡和睦的生活之下却埋藏了一股细细的暗流，这股暗流最终导致了妻子格丽塔走上了婚姻的歧路。

二人到了加拿大以后，丈夫学商业英语、做工程师，而妻子却在读《失乐园》。“作者用一句话就写出了两人之间的差异——丈夫学的都是‘有用’的东西，而妻子则希望她所学离‘有用’越远越好。”

在与丈夫分别后，妻子参加了一个派对，醉酒后被派对主人的女婿送回家。路上，那个男人对她说，原来你已经结婚了，否则我想吻你。“这句话在女诗人心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她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思念这个邂逅的男人。”

后来，她查到这个男人在多伦多的一家报纸写专栏，就找到男人上班的地方，给他写了一封不具名的明信片：“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希望它能漂流到日本”“就像打一个谜语，也许你懂我，也许你不知道。”

此后，门罗笔锋又一转，写格丽塔在火车上与陌生男子格雷格艳遇导致了女儿的丢失。“这时，她身上母亲的角色突然被唤醒了。在这个女诗人想要去找寻浪漫的时候，孩子的短暂失去唤醒了她的母亲身份，她开始忏悔、惭愧、自责，甚至想要为此封笔。”

在唐颖看来，门罗写出了平凡生活中女性的危机感。在一生漫长的时间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充满了风险，这种风险不只是生病和死亡，还有在平淡生活中出轨、意外的可能。“它的确是不道德的，却始终在人性当中潜伏着。这就是门罗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地方。”

唐颖总结道：“写作是对社会规则的挑战。在一个事件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值得写的，如果你有看法，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抓住。写作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小片段有你自己的东西，而且和别人不一样，那就够了。”

来源 | 澎湃新闻
责编 | 郑少玲